清末修律时，旧文化所孕育的法律体系逐渐解体重构，西方近代刑事法律思想大规模地向中国输入。与此同时，“杀伤罪”于1907年的《刑律草案》中首次出现。在急剧的法律变革下，“杀伤罪”从章节条目的设计到具体条文的考究都引发了巨大争议。由现有研究成果可知，“杀伤罪”的入律经过、原因、立法考量与实施效果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杀伤罪”入律的原因，主要在于冈田朝太郎和沈家本这两位修律的主持者都秉持着“会通中西”的法律观。他们坚持延续旧律杀人、伤害并入一章的分类方式，意图用现代的刑法去改造，而非替代传统刑法，通过嫁接中西法律，使中国刑事立法逐渐转型。
　　通过对“杀伤罪”条文的解析，笔者同样发现，无论是取法本土，还是师从德日，“杀伤罪”从形式、体例到具体内容，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会通中西”的立法特点。尽管刑法典修订受到西方刑法思想的显著影响，但是在不断模仿外国刑法典的过程中，立法者仍然坚持斟酌本国国情。其中一些体现礼教观念的条款或许难称进步，可是鉴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也属于不得已的妥协，总体上仍符合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
　　在司法实践中，直到《暂行新刑律》颁布，“杀伤罪”才正式得到了应用。不过，立法时的煞费苦心，并不能保证其在适用中的顺利进行。剧变后的法律和落后法律观念的不匹配，造成了基层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的困难与疑惑。尽管大理院利用判决例对刑法理论作出解释，为刑法转型提供了过渡。可是，立法与司法间的鸿沟不可能通过机械且低效的援引判例来完全填补。这正是清末民初刑法改革难称得上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法律的修订也面临着和百年前相似的困难与抉择。“杀伤罪”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正是一国之法律必须合乎一国之时势民情。这不仅是清末民初时“杀伤罪”相关立法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今天法律发展昭示后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