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巨大转变。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政府已将如生产决策、劳动用工、产品定价等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了企业,同时也一直通过党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等多个层面承诺“政企分开”。但是,政府依然可以通过任免其控制下的公司高管,干预公司经营管理决策。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公司在不存在政府非经济干预的情况下,高管变更与公司经营业绩应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由于财政收入和扩大就业是地方政府追求的两大目标,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可能以非经济目标干预企业的管理决策,并且各级政府的利益偏向具有不一致性。当前,我国政府不仅追求经济发展,同时也要求社会稳定,而就业情况对社会稳定影响很大。因此,一方面,政府因为自身的利益(如就业等)对企业经营进行非经济性干预。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断承诺政企分开,给予企业完全的自主经营权,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目前,现有研究大多通过对比政府控制公司与非政府控制的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分析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不过,这类研究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两类公司高管变更的环境和背景是相同的。但是,实际上,上述研究隐含的研究假设是否成立是值得思考的。非政府控制下的高管变更是一个外部劳动力市场,而政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高管变更是一个内部劳动力市场,两者面对的环境完全不同。并且在现有一些研究中,对高管变更类型并没有进行细分。在内部市场上,政府控制下的公司高管更换治理不仅包括降职变更,也包括升迁变更。前者通常与业绩负相关,后者则通常与业绩正相关。如果将政府控制下的高管更换与非政府控制下的高管更换简单地混合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研究结果不仅可能缺乏完整性,而且也可能因此产生混合效应。特别随着国资委的成立,股权分配改革的完成,我们国有企业的制度坏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制度背景的变迁对公司治理情况影响巨大,不容忽视。理论上,高管升迁作为高管激励的主要手段之一,应该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我国,国企的人事安排有着我国自己的特色。国有企业高管往往存在着行政级别,而行政级别对一些国企高管来说也就意味着资历和地位,是衡量其身份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高管升迁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激励扭曲。从国企高管角度来看,政府控制下的国企高管对追求升迁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出则为商,入则为仕”是很多国企高管心中标准的任职样式,不少国企高管同时也是各地党政机关的热门候选人,因此其追求晋升的愿望十分强烈。在了解政府相关部门考核业绩的情况下,高管可能通过应计和真实的盈余管理可以达到自身目的。从政府角度来看,由于存在政府的非经济业绩目标(社会稳定、就业等等)以及官员的寻租目标,导致高管升迁实际上不一定是以经济业绩为基础。但是,一方面出于“政企分开”的承诺,各级政府在实施落实时,表面上高管的升迁可能基于公司经营业绩。另一方面,“父爱主义”的政府,常常通过政府补贴、价格补助等各种形式增加企业收益,来挽救国有公司。所以,不管是政府还是公司高管,其都有强烈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相应的目标。因此,本文试图以高管变更为视角,将高管变更分类为高管升迁变更与非升迁变更,以诸多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结合我国近10年转轨经济期间的制度背景,考察政府控制下发生的高管升迁变更是否基于公司的经营业绩,分析政府干预是否偏离了经济业绩目标。本文以我国2005-2012年政府控制下发生高管变更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分析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考察高管升迁是否基于公司业绩。在CSMAR高管变更数据的基础上,手工收集高管升迁变更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及LOGIT回归检验公司经营业绩对高管升迁变更的相关性。为了更好的研究不同层级政府干预行为,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进一步检验高管升迁变更与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不同层级政府对政企分开承诺的遵守情况,对比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干预,得出本文以下研究结论。首先,通过对高管变更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对比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高管变更发生的次数,发现地方政府发生高管变更次数是中央政府的两倍多。两种之间高管升迁变更所占变更比例方面并无很大区别。研究说明,在考虑更换高管上,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加谨慎,更加看重企业的稳定发展。其次,通过设定模型,检验在政府控制下的高管升迁变更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高管升迁变更与公司会计业绩呈显著正相关,与市场业绩不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我国政府在高管升迁变更决策上是基于公司经济业绩目标的,即经营业绩越好,高管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在近10年的国企改革过程中,政府对企业高管变更的干预,至少过程上在是符合经济业绩目标的。在对比考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高管升迁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影响时发现,不同层级的政府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在考察高管升迁变更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关系时,首先利用JONES模型,计算模型残差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升迁变更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程度。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控制下的高管升迁变更增加盈余管理程度比地方政府的大。说明央企在高管升迁变更时,盈余管理的程度高于地方性国企。本文拓展了政府控制下高管变更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视角,同时也丰富了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相关研究的成果。但是受到数据资源及个人研究水平的限制,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高管升迁变更数据通过公司财务报告、百度等网络搜集而来,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洞和错误,这样可能会影响文章的准确度。其次,在研究高管升迁变更与盈余管理关系时,只考虑了应计盈余管理,并没有考虑真实的盈余管理情况。再次,在分析盈余管理程度与高管升迁变更关系时,并没有分析盈余管理行为的具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