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伴随着国际秩序原有两极格局的土崩瓦解,中亚区域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随之重塑。区域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的活跃促使区域性国际组织在推进跨国合作方面发挥愈加显著的功能。受地区局势影响,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基于解决冷战后边界安全问题的共识,五国元首集聚上海共同签署联合公报,创建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并在此机制基础上于2001年6月15日正式将此机制发展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今年是上合组织发展的第二十二个年头,几经扩员,目前成员国已经扩充为9个国家,覆盖面也从中亚区域向西亚、南亚、东亚等各个方向不断延伸。为此,本文将基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对扩员背景下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内容和成本分摊情况进行梳理并对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作效用评析,同时将域内外影响因素纳入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分析框架,探析扩员背景下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发展。首先将会探讨扩员下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现行的供给模式,以供给机制、供给内容和成本分摊几个维度对其进行梳理。通过整理和观察,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更符合与欧盟相类似的以有限主导国为主的供给模式。中国和俄罗斯在整个上合组织的建立发展和扩充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从上合组织的雏形——五方双边对话机制开始,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离不开中俄双边框架。在供给内容上,上合组织在安全、经济、政治、人文、卫生等领域产出了众多“中间公共产品”,包括法律机制、联合行动、经济走廊等。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顺利产出“最终公共产品”——区域稳定,为区域内外行为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获得了区域所有成员国的认可。在成本分摊上,目前上合组织成本分摊机制虽由于历经几轮扩员经过了几轮更新和改版,但最新的文件数据披露,中国和俄罗斯仍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承担最多的会费,占据上合组织所有会费的48%,各自分摊24%。可以说,上合组织会费的分摊比例也基本符合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即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主导的供给机制。在对扩员背景下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作好梳理之后,第三章将会对扩员背景下上合组织现行的“供给”“需求”和“供需关系”进行评析。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在公共产品的“需求”方面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同时这些国家也都意识到了中亚区域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供给”上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基本由中国和俄罗斯来主导;二是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仍主要受限于安全领域。三是经济领域公共产品通常与一带一路等其他区域建设进行挂钩等。而在“供给关系”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和俄罗斯仍是发展中的经济体,仍只能结合意愿在自身能力的框架内供给公共产品,同时可通过更灵活的成本分摊机制、更谨慎地对待扩员议题等方式避免陷入霸权国的供给模式。在第四章中,通过分析扩员背景下的上合组织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面临的区域内因素,了解公共产品的运作是否能够有序的进行推进。从域内外两个维度来说,都能通过硬实力、活机制、软权力三方面视角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到新形势下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运作仍存在着诸多内外部不稳定因素。但同时对于扩员下上合组织公共产品的发展也不必过于悲观。自2018年以来,中国秉持独自自主、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外交方针,通过建立与周边国家间的合作,密切安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往来,上合组织已然成为中国对外交往、向外展现自身形象的重要窗口。面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不断泛起的当下世界,扩员背景下的上合组织依然坚决捍卫多边主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持续为全球范围内的区域和一体化合作提供更多可参考、可实践、走得通的经验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