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律师“会见难”问题一直被屡屡提及,会见不易、会见没有效果等都是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形,究其根本,还是制度本身与实践存在脱节,法律文本的规定过于笼统,实务部门在执行时权力过大,特别是侦查机关,往往会为了自身的部门利益而忽略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师的正当权益。近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各类重大复杂、侦查难度大的案件增加,为了保证侦查效果,侦查机关更倾向于拒绝这些特殊案件的律师会见。刑事诉讼的宗旨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而律师会见权正是保障律师和被羁押的未决犯合法权益的重要权利。要在满足侦查机关侦查需要的同时,保障律师会见权,还需要进行一番研究。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对特殊案件律师侦查阶段会见权的立法变化进行梳理。我国立法从最初凡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都需经批准,侦查机关有权派员在场,继而确立凭“三证”会见的一般原则,最后对特殊案件的律师会见进行限制。这是国家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律师权利不断加强保障的过程,也是不断寻求侦查活动顺利和权利保障之间平衡的过程。第二部分,对特殊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具体表现为:其一,由于“会见不被监听”的规定而对律师会见权的过度限制。特殊案件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律师会见对侦查产生的风险较大,加上法律将特殊案件律师会见的批准权单方面交由侦查机关,且对该批准权的限制规定不够具体明确,致使侦查机关在维护侦查利益基础上扩大使用该权利,过度限制律师的会见权。其二,利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来限制会见。通过随意扩大适用范围让更多案件能够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在此期间对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和会见秘密性进行限制,部分侦查机关甚至不通知家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地点,让会见权行使无门。其三,是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救济措施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律师会见权利受到侵犯的事后救济程序规定模糊不清,同时也缺少一个中立的监督机关来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导致律师合法会见权难以实现。第三部分,从域外角度对特殊案件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予以考察,并从中借鉴可行的做法。总体上看,无论是国际准则还是其他域外法治国家,原则上允许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与其辩护律师会见,且会见时不允许监听。对于特殊案件,除德国在极其特殊情况下完全中断在押人员与律师之间的会见,其他国家和地区都采取允许律师会见,但对律师会见交流使用监听等手段进行限制,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权利进行了较高程度的保障。第四部分,提出特殊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完善建议。对特殊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进行限制是具有必要性的,一方面绝对禁止律师会见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害,另一方面不受限制的律师会见也会导致律师滥用会见权,给诉讼程序带来极大伤害。因此,对特殊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进行限制,是平衡国家重大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首先,对特殊案件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进行合理限制,明确禁止会见的具体情形和禁止会见的时间限制,允许对特殊案件采取监听加监视的方式进行限制,寻求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顺利和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之间的平衡。其次,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律师会见。对指定的居所进行集中化设置,对“无固定住所”、“无法通知”的情形和通知的内容予以细化。再次,确立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责任与后果,将《刑事诉讼法》第49条的规定进行更加详尽具体的解释,建立违法限制律师会见的追责机制,加大惩处力度,明确侵犯律师会见权所获得证据的证据效力。同时,建立司法行政机关驻看守所监督机制,作为中立机构对侦查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同时,采用录音录像方式对律师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