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运用“伦理”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中的母亲形象进行梳理,并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和立场对“母性神话”进行系统研究。“母性”这一概念的话语领域是丰富多彩的,它同时具有多重意识概念和象征意义,其中更突出的存在着两种相反概念并存的状况,从而使得这一概念更难以把握。男权社会在“母性神话”下关于母性的形象群落和女性作家为反抗这种性别强塑而对于母性的重新书写和重新解释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人类的普遍意识形态中,母性是最普遍、最熟悉的内容,同时也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在男性话语的长期建构中,使得我们对真实的母性陌生而疏离。在政治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新时期的女性作家回归女性性别主体,开始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塑造出了一大批“丑母”、“恶母”形象,对母性实体的解剖和对母亲的反叛性书写,探索了母性话题的内在意义,在文化策略上有力的解构了男权社会关于母亲神话的话语中心,颠覆了中国传统母性的审美定势,同时也昭示出了困扰现代女性的母性定位的两难处境,即如何在坚守自我性别主体与奉献自我的传统母性之间找到妥贴的结合点。然而到了90年代,在世界性女权主义激进化语境中,在“审丑”潮流的裹狭下,女性作家对传统文化中的“母爱”进行了全方位的集体性的轰击与亵渎,更多女性作家不惜牺牲母性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践踏母性形象,走入了女性自我伤害的极端,同时也陷入了新的写作误区。在女作家们纷纷对母亲征伐和对母亲形象丑化的写作中,严歌苓引入女性原型——大母神形象,从文化层面和人类学意义上,用母性叙事消解了宏大的男性叙事,重新阐.释了母性,在对母性的开掘中召唤出了纯真、素朴的人性。西方女性关怀伦理以超性别的“第三种立场”即用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与理性的两性关怀来探索女性生存的真实步履与命运状态,以期通过与男性联合共同批判男权文化以及这种性别文化“倾斜”对女性主体的压抑,提倡在坚守女性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构筑两性和谐的伦理秩序,达到男女真正的平等,同时在母性奉献中尊重女性的生命特征,使女性在天然的关怀倾向中实现自身性别价值。女性主义最终的文化指向在于反对歧视和压迫,而不是取消男性中心文化建立起女权中心文化,女性主义伦理学应当有一种宽广的胸襟,逃出过去男性一元性伦理学的窠臼,对女性主义自身进行超越,消除两性对立和冲突,在传统女性主义追求平等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这就需要女性作家从自我性别主体出发,在创作中更深刻地挖掘出造成母亲先天性贫弱的社会、历史、文化成因,观照母亲“善恶共存”的复杂人性深处,通过对母亲母性神话的解构去认识女性自身丰厚的生命内涵,改造、完善自我信仰、价值体系,走出母亲形象认同和表现的困境,实现两性和谐的写作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