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从未像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彻底冲垮了传统国家多少年来苦苦相守的边界和主权的“围城”。但相比之下，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金融是全球化中最为瞩目的风景，金融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客观上提出了国际货币协调的现实需求。诚然，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伴随着货币金融实践的推进一刻也未停留，但有关国际货币协调的研究仍然未能追上经济全球化日新月异的步伐。如何完善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货币协调，使当代的国际货币协调更加深入有效，是关系到世界各国能否有效调控本国经济、全球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大问题。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货币协调的迫切需求着手，寻求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货币协调的理论支撑，剖析总结国际货币协调发展史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今天的货币协调提供借鉴和参考。然后分析当代国际货币协调的框架和效用，指出协调中存在的低效与失败现象，从经济学、制度学和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分析论述国际货币协调低效的原因，并对国际货币协调的完善与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对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参与国际货币协调进行设想与展望。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状况、本文的结构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并详细界定了本文的核心概念。第一章至第七章是论文正文。第一章分析经济全球化下全球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经济联系和政策实施的复杂性，目的在于突出经济全球化对国际货币协调更加迫切的、全方位的需求。经济全球化下，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恶意投机、国际货币领域公共产品的匮乏、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失灵；伴随着金融经济时代的到来，货币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和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任何汇率安排都无法抵制货币金融危机的侵袭。基于以上货币金融特性，进行经济全球化下广泛而深入的货币协调是必要的。第二章试图寻求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货币协调的理论支撑。集权分权政策主体协调理论、开放经济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国际货币协调的原因进行了经典论述。作者将集权分权政策协调主体理论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进行扩展，使之成为新形势下国际货币协调的理论基石。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则从开放经济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方面对为什么必须进行国际货币协调进行了解释。经济全球化是比开放经济“开放”程度更深更广的经济，国际货币协调的地位更加凸显。国际货币协调需要让渡或限制国家主权下属的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权利，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主权观的发展创新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货币政策是国家主权的下属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让渡或接受限制。这样，国际货币协调的主权障碍已柔化甚至消除。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个体协调导致的集体理性可以大大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哈马达模型认为国际货币协调可以使一国的政策福利达到帕雷托最优。最优货币区理论则指出了国际货币协调中区域货币协调的方式和影响要素。第三章分析国际货币协调史上的协调得失，以对今天的国际货币协调提供参考和借鉴。金币本位制度下，国际货币关系的协调是自发实现的，这种自发协调没有国际压力，不会产生争议和不满，既公平又公正，是最为理想的国际货币协调方式。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部分破坏了金币本位制的功能，由于货币失调而导致了金本位制的彻底瓦解。货币领域的人为协调始于二十世纪初的货币集团时期。货币集团阶段的国际货币协调分为两个层面：集团内部的货币协调呈现出明显的殖民色彩，不平衡的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铸就了货币协调的短暂与失败；集团之间的货币协调则揭示了这样的事实或规律：混乱的金融发展无法阻挡货币协调的脚步。但也揭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活跃的金融外交常常是伴随着货币金融危机或国家间金融矛盾的发展而出现的，货币协调总是发生在货币动荡之后。经济全球化下，金融动荡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以往，未雨绸缪才是当代国际货币协调的最佳选择。上世纪40年代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为核心的、通过人为的货币协调得以维持的国际货币体系。体系建立初期，国际货币协调得以顺利进行。但随着美、德等大国间经济实力的消长，国际货币协调中的不对称越来越明显。协调走向失调，国际货币关系失调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注重国际货币协调责任和收益的对称性研究，尽力实现均衡性协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协调留给今天的思考。第四章进行当代国际货币协调的框架分析。牙买加体系形成了IMF的全球多边货币协调、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货币协调、20国集团的货币协调、区域货币协调等同时存在、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国际货币协调框架。IMF在国际收支状况协调、资本市场风险监督与防范、金融危机救助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G7(G8)主要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问题，货币金融是G7(G8)的主要协调领域；G20包容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协调的覆盖面较G7(G8)更加广泛；地缘政治经济蓬勃发展的局势下，全球区域货币协调如火如荼。欧盟作为区域货币协调的成功典范举世瞩目，在亚洲和拉美，区域货币协调正进一步展开。第五章评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货币协调的效果及其影响国际货币协调效果的因素。总体而言，多层次、多渠道、纷繁而复杂的货币协调的表面却难以掩盖国际货币协调低效的事实，国际货币协调失败的例证不胜枚举。这在IMF、大国之间、区域之间的货币协调中均有体现。论文试图从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等角度寻找国际货币协调低效与失败的原因。国家理性预期行为、货币市场联合干预的中性策略、金融自由化下国际游资监管的困难、IMF错误的经济政策理念是国际货币协调低效的经济原因；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协调是国际货币协调低效的制度因素；国家利益的冲突、国际协调权威性的缺乏、货币霸权对货币协调的主导则是国际货币协调低效与失败的政治影响因素。第六章论述国际货币协调的完善与发展策略。针对经济全球化形势的需要和国际货币协调中存在的问题，在现有的协调框架下，论文强调IMF多边国际协调功能的强化，包括协调目标的重新定位、建立起美元、欧元、日元等大国货币之间的、由IMF参与实施的汇率稳定和协调机制、改进主权债务的解决方式、加强对短期流动性问题的救助等。在大国之间的货币协调领域，G7(G8)和G20的机构整合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对于区域货币协调，则建议欧盟应实施非同步的财政货币标准、推进美洲的双边美元化、加强东亚次区域货币协调。第七章论述了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协调的策略选择。中国经济的崛起带动了人民币升值，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国际货币摩擦。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不追求超额货币收益；但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会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和道义。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货币当局应采取不同的货币协调策略。对美国施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政府应在明确人民币币值与美国贸易逆差微弱关联的前提下，利用国际多边经济论坛宣传人民币政策，争取国际支持，同时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的优化调整；欧盟对人民币问题态度的软化有利于中欧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应部分承担起平衡双边贸易收支的责任；人民币和日元则应加强双边汇率稳定的联合干预。在东亚，中国的货币策略主要聚焦于中华经济圈的经济货币整合，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人民币、港元、新台币、澳门元汇率联动的协调机制。第八章为论文主要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