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和不孕不育发病率的提升,使得代孕需求量不断增大,商业代孕的地下黑色产业链也在我国呈蔓延态势,据统计,目前国内有400多家代孕中介机构。商业代孕突破了传统的自然生殖方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而我国目前仅有部门规章来规制商业代孕,显然打击力度有限。面对商业代孕实施主体的扩张、代孕中介机构的发展,商业代孕日益侵蚀国家对社会的管理秩序,商业代孕入刑是大势所趋。通过对商业代孕案例的研析,发现现在商业代孕行为存在的法律问题,并结合国内外立法现状,探讨商业代孕入刑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提出立法建议,以期处理好道德和法律的冲突,守住国家医疗管理秩序的底线。本文共约3.5万字,除引言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商业代孕的概念及类型。首先,代孕在我国没有确定的概念,通过对不同学者观点的梳理,结合实际明确代孕的含义。其次,根据委托方向代理孕母或者中介机构支付费用与否将代孕分为商业代孕和非商业代孕两大类。然后按照不同主体在商业代孕中的分工,创新性地将商业代孕分为无组织的商业代孕、组织商业代孕的行为、协助商业代孕的行为,为商业代孕入刑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探讨商业代孕行为存在的法律问题。商业代孕行为本身会侵害代理孕母的人身权、冲击医疗卫生监管秩序、破坏社会伦理、后续引发遗弃、虐待等犯罪。同时,由于当前刑法中缺失对商业代孕行为的规制,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部分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处罚等问题,对于商业代孕行为的约束力不足亟需法律的完善。第三部分是对域外商业代孕行为的刑事法律规制的梳理,通过对部分国家（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各国（地区）对代孕有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类是完全禁止代孕的国家（地区）,以法国、德国为典型代表;第二类是禁止商业代孕的国家（地区）,以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为典型代表;第三是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的地区,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另外,我国香港的立法对非商业代孕和商业代孕作出区分,对商业代孕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商业代孕纳入刑法规制是大势所趋,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德国和法国关于商业代孕的立法,在刑法中新增商业代孕的相关罪名,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对商业代孕入刑提出建议。法学界对商业代孕行为的入罪讨论持续升温,商业代孕的罪名仍存在争议,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诸如委托方实施的委托行为、代理孕母的代孕行为、发布商业代孕广告的行为、出卖和购买精卵的行为不宜入罪。在罪名设置方面,整理学者的观点并分析,提出将商业代孕犯罪纳入刑法第六章第五节的“危害公共卫生罪”之下,创新性地提出增设组织商业代孕罪和协助商业代孕罪两个罪名,通过我国立法例的借鉴,结合轻罪立法的原则,提出量刑建议,在保障法益的同时也应不阻碍生命科学技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