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回顾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发展沿革的基础上，从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和物品属性理论等不同角度，辅之于美国等国外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同时借鉴青岛市社区建设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自治的必要性，并提出我国社区治理从行政化导向走向自治化导向的一系列可行道路和政策措施。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是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沿革:由传统的行政化管理逐渐向治理的转变，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发展沿革的主线。我国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构建于计划经济时期，严格地说应叫做社区管理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直接的行政干预实行全方位的统辖和管理。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而是地区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市场化和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基点的政府机构改革的双重推动下，单一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社区的内在价值凸现出来，创建现代化的社区治理体制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概括地说，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单位制和街居制阶段、社区制试点阶段。这两个阶段既是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发展的过程，也是靠社区业主委员会等民间组织自下而上推动发展的过程，就是上下互动的发展过程。目前我国在社区治理方面总体上属于行政力量较强、自治力量较弱的混合阶段，又可分为行政化导向与自治化导向两种治理模式。　　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走向自治的必然性:第一节是关于社区自治的理论。在公民社会理论中指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具有内在的联系，自治是公民社会的核心思想，社区自治是公民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治理理论中指出，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理论的一种新的公共权力配置模式，指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合作与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机制，是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具有多重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从管理到治理是一个理念和实践的重大突破，而治理的基础和本质内容就是自治，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的本质特征。在物品属性分析理论中指出，除纯粹私益物品以外，其他三类物品都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具有经济效率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状态，都需要更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其中社区自治是必然的选择。通过国外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其中的共性有1.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2.社区治理方式合作化，3.社区发展趋向自治化。第二节是分析社区自治的物质基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区居民所需要的服务主要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提供，《物权法》确立了社区共有产权属于社区居民集体私有，社区服务和产权性质的变化是社区自治的物质基础。本文通过物品属性理论对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服务、社区共有产权、社区和谐等进行分析，得出社区自治的必要性。第三节是关于社区自治的实践。主要介绍了上海、沈阳、武汉江汉区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以及南京市撤销街道机构的改革和青岛等地街道层面的改革　　第三章是我国目前实行自治化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是公民社会不成熟是影响社区自治的首要因素，主要表现在居民缺乏公民意识、社区自治力量薄弱和社区民间组织匮乏等，社区自治缺乏公民社会的基础。二是体制障碍排斥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现实中政府仍习惯于包揽应由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大多数的城市基层政府不善于对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在政策上和实践上进行指导，而且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未能贯彻费随事转的原则，造成了在财政上对社区建设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社区自治力量的发育。　　第四章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走向自治导向的制度选择。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制度中规律性的存在与否，取决于制度中所包含的激励因素是否符合人性的冲动。我们的制度和政策要有利于社区向着充分自治的方向发展。本文提出六个方面的制度建议:一是完善社区治理体制，包括明确居委会社区自治主体地位，同时以居委会为核心，处理好居委会与社区党组织、社区业委会、社区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形成社区治理合力，本文倡导通过财政直接保障的方式保证社区的运转，同时指出，实行“准入制”和“费随事转”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合理划分社区范围，由于我国城市社区人口密度较大，社区应定位在小区范围内，以3000左右户为宜。这种范围划分有利于理想社区的形成，有利于优化社区治理效果，有利于降低社区治理成本;三是通过楼院、社区、街道三个层次实行基层社会的全方位自治，对于培育社区公民社会和社区自治力量、建立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四是积极发展社区民间组织，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五是通过教育等方式，积累制度、诚信、权威等社会资本，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六是严格落实《物权法》，破解物业管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