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温特是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公认的建构主义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巧妙地融合了科学实在论、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的理论，被认为从本体论的高度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为国际关系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其理论虽名为行为体和结构的双向建构，却没有表明其所说的共同知识向集体知识的转化机制，所以只是结构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而不是相反；并且，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只是关注了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层面，显然陷入了和其所反对的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过渡简化同样的误区，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的引入正好弥补了建构主义的缺陷。沟通行动理论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代表性理论，沟通行动理论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目的行为、规范行为、戏剧行为和沟通行为，不同的行为类型遵循不同的逻辑，同时具有不同的有效性要求，恰好为温特所说的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微观基础，解决了温特建构主义所固有的结构偏向；另一方面，作为沟通行动理论有力补充的生活世界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真实的再现了国际社会的核心内涵，即国际社会也是文化、社会、人格三个层次的统一，文化观念的制度化，社会制度的合法化及国家的社会化都是在国际社会中通过沟通行动来完成的。有学者批评哈贝马斯对理想的言语环境的假定是一种空想，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支持哈贝马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批评加以反击，而实际上，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对理论假定的观点也支持保持理论假定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合理距离，从对比分析得知，现实主义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假定、建构主义对国际体系是观念体系的假定、沟通行动理论对理想言语环境的假定无不遵循了这一原则，不管他们承不承认，假定已经成为学者们构建理论必须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