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协调区域发展,并促进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提升以及量的增长。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实际要素成本不断增加,只有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才能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稳定边际投资、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减轻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减缓过去积累的风险。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持续疲软,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严重,一方面体现在金融业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上,另一方面部分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不断提高、实体投资意愿不断下降,这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究竟如何值得探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非金融上市企业,试图探讨其金融化行为与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关系。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定义、原因、后果,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度量通过文献综述简要介绍。接下来本文对易混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并介绍了“蓄水池”理论、投资替代理论等企业金融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理论,认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行为一方面基于“蓄水池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投机动机”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现状、背景的描述发现,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金融、房地产业快速发展,金融市场的高收益使得我国非金融企业将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金融行业,金融化程度不段加深。然后,本文在实证研究部分选取数据时间为2009年-2021年,样本为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财务数据,以非金融企业金融化（fin）为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规模、资本结构、资本密集度、成长能力、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为控制变量,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目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主要基于套利,制约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储蓄动机”与“套利动机”的共同影响,金融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关系”。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通过分组回归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长期难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进行金融化主要为了获得流动性,因此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制约较小;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受到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的限制,资金成本较高,低收益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与金融的高收益性形成对比,促使通过金融化行为投机获利,因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较大;而中小企业金融化多出于储蓄,因此抑制作用小于大企业。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要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完善市场制度,并且加强对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监督以及制度的完善,将其金融化程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同时也要进一步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特色化发展;从企业层面看,企业自身应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发挥蓄水池效应,并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注重长期利益,重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