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海地区穆斯林人数的增加,宗教上的需要,元末至正年间,上海地区建造了这里第一座清真寺——松江清真寺,这也正式拉开了上海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历史帷幕。虽说此时这里的穆斯林社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古代上海地区该群体的人口规模长期保持在小幅增降的区间,社群发展也就在这缓步行进中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时代更替,上海自1843年开埠之后,吸引了众多移民的到来,在这其中,大批穆斯林移民也成群而至。此时沪上穆斯林社会是由三种中坚人士组成的,分别是穆斯林上层人士、宗教教职人员以及穆斯林学者,他们构成了群体的脊梁。可以说,凡与近代上海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社群振兴相关的事业,这些中坚人士都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得益于近代沪上社会氛围的影响,此地穆斯林社群变革的需求,及其整个中国穆斯林群体的文化革新意愿,在全国如火如荼发展的“回教文化运动”,此时也在上海大致同步进行。无论是译经事业的进行,还是伊斯兰新型教育的竭力推广,或是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以及沪上伊斯兰妇女事业的大力推广,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沪上“回教文化运动”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民国时期沪上科学技术的提升,社会政治氛围的缓和,极大解放了上海穆斯林群体曾被紧紧捆绑的双手,使得他们有较多的机会与外地穆斯林群体,与国外穆斯林团体进行有效交流沟通,一旦某地发生辱教事件,便能做出及时回应。除了以上这些,该时期沪上穆斯林群体也利用各种渠道、多种方式宣传自己的宗教,使更多的人了解伊斯兰教的基本内涵。另外,生活在上海的穆斯林群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着多重身份的认同,辱教案发生时的穆斯林身份,国家面临危机境地的国民身份,这些不同的角色转换构成了上海穆斯林的多重身份认同。最后,上海穆斯林中有那么一群趋新的“潮流派”,他们在沪地时尚潮流的助推下,试行了各种潮流之举,如此种种的趋新之举,印证了近代上海穆斯林社群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