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转折的重大时期,也是我国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时期。京津冀地区在这一时期多次经受传染病的侵袭,每年都有疫灾发生。从时间上来看,民国三十八年中有三个疫灾高峰期,80%的年份疫病种类在5种及以上,霍乱流传最广,天花的流行年数最长。从季节上看,夏秋季节是疫灾多发的季节,春季次之,冬季较少。从疫灾波及的区域范围来看,北京、天津、河北的疫灾频度、疫灾广度、疫灾密度都较高,京津的疫灾厚度也很高,河北稍低。分县域来看,北京发生疫灾的频度最高,其次是天津县。Arcgis Getis-ord Gi*空间聚类分析发现四个统计学意义上的集聚性地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形成了纺锤状的疫灾高发区;唐山-秦皇岛地区形成U型疫灾高发区;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三角形的疫灾区;石家庄-保定地区形成圆形的疫灾发病区。应用中位数中心和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发现,整个民国时期疫灾的中心分布在新镇县,疫灾扩散方向呈现东北西南走向,是受城市分布、人口流动和地理区位的影响。对单个疫种的分析发现,霍乱主要发生在港口城市,并向附近地区传播,天花主要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白喉主要在中心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分布,痢疾的发生相对其他疫种比较分散,鼠疫的发生以疫源地和铁路交通中心为主要地区。自然因素方面,京津冀地区平原广阔,人口稠密,便于疫情的爆发和传染。气候上,夏季高温多雨,有利于滋生细菌和病毒。自然灾害频发,水、旱、蝗多种灾害伴生,成为细菌滋生的适宜环境。鼠疫自然疫源地使得疫灾具有周期性和反复性。社会因素方面,人口流动加速了传染病的扩散。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方式促进了传染病的跳跃传播。战争是瘟疫的催化剂,京津冀地区在民国时期饱经战火,也多次被战争造成的传染病侵袭。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差、卫生观念落后和不当的生活风俗容易造成传染病流行。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主要是行政体系、服务体系和防疫体系的构建。卫生行政是否健全、服务体系是否完善、防疫体系是否到位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十分关键,三个体系的构建使得近代卫生事业逐步建立起来。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伴的是社会精英、政府和普通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社会精英始终走在公共卫生事业的前端,引导整个社会对公共卫生的认识;政府是卫生事业建设的主力,搭建了公共卫生的基本框架;普通民众逐渐接受公共卫生观念,改善卫生习惯,是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极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