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值脱贫攻坚战收尾之际,中国扶贫减贫工作成果将接受阶段性检验。改革开放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重点关注问题,中国一直在积极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减贫方式。在推进扶贫工作的过程中,金融扶贫是实现扶贫工作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而金融扶贫的开展又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于2013年正式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通过为包括城镇低收入人群及贫困人群在内的重点对象提供可负担的金融服务,进而为其生产生活提供资金支持和生活保障,因此普惠金融对于扶贫减贫工作而言意义非凡。本文的研究目标即深入剖析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的内在联系,并以山东省县域为例,对其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扶贫效率进行测算,并进一步探索影响普惠金融扶贫效率的可能因素。
本文从普惠金融及金融扶贫的概念入手,论述了普惠金融概念的演进历程及金融扶贫的作用机制,并从服务对象、工作主体、目标宗旨及实施举措四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实证方面,本文首先从地理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山东省46个县域2012-2014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山东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至2014年末仍有近六成县域处于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其普惠金融发展仍需得到大力推进。此外,本文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山东省46个县域的普惠金融扶贫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纯技术效率变化趋势与综合效率相同,规模效率则逐年递减。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提出2013年底“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能够提高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及纯技术效率水平,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带来的边际效率递减是影响效率降低的可能因素两个猜想,并进一步通过构建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负向作用在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上都有体现。其次,“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对于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政策变量的加入使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绝对值变小,即降低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综合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该政策的正向作用主要由其对纯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体现。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在最后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在山东省县域的发展水平,应重点推动金融机构基础设施覆盖率的提高,加强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宣传普及,并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及金融知识普及,进而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此外,政府在通过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来改善民生时,应贯彻落实好服务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注重金融产品的创新改善,从而提高普惠金融扶贫的效率水平。
本文从普惠金融及金融扶贫的概念入手,论述了普惠金融概念的演进历程及金融扶贫的作用机制,并从服务对象、工作主体、目标宗旨及实施举措四个方面分析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实证方面,本文首先从地理渗透性、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三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山东省46个县域2012-2014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山东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至2014年末仍有近六成县域处于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其普惠金融发展仍需得到大力推进。此外,本文结合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山东省46个县域的普惠金融扶贫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纯技术效率变化趋势与综合效率相同,规模效率则逐年递减。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提出2013年底“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能够提高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及纯技术效率水平,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带来的边际效率递减是影响效率降低的可能因素两个猜想,并进一步通过构建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负向作用在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上都有体现。其次,“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对于普惠金融扶贫综合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政策变量的加入使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绝对值变小,即降低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综合效率的负向影响程度,该政策的正向作用主要由其对纯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体现。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在最后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在山东省县域的发展水平,应重点推动金融机构基础设施覆盖率的提高,加强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宣传普及,并致力于提高教育水平及金融知识普及,进而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此外,政府在通过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来改善民生时,应贯彻落实好服务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注重金融产品的创新改善,从而提高普惠金融扶贫的效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