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一”,虽简单却复杂,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贯穿了儒道释等众家学说,在我国民族审美与认知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历史上,中西方都经历了用数字解释世界的时期,在哲学以及文化中,数字都曾煊赫一时,但最终却只有少数的数字保留了下来,“一”便是其中特殊的一员。“一”的特殊,源于多方面的原因,譬如其数学意义与数首的地位,譬如原始宇宙生成观与认识的影响,譬如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的隔阂所导致的简化趋向,“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王弼《老子注》四十二章),譬如大一统的社会趋向,譬如许多民族所共有的“混沌—崩裂”创世观念等。从最初的数字之一,到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哲学名词,“一”在中西方哲学}史上,都有着自己明显的发展道路。从《易》、《道德经》等出发,中国的“一”从难以言说的天机、制衡全局的关键,变成万物产生的前提之一,再变成万物之本,与“道”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掀起了“有无之辩”、“动静之争”、“虚实之论”,同时它又与儒道释各家学说结合,与具体艺术门类相应,发展出丰富的意义。西方的“一”,则从"Pythagorean one"到"Parmenidean One",再到"Eleatic One",从普通的世界之原,变成“神”、“最高的善”、哲学范畴之一,直至最终被“存在”、“理念”、“逻各斯”等更为抽象的名词所取代。与西方哲学中“一”,最终趋于沉寂,进而被替代不同,中国的“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西方“一”的天然差异性。与西方的“一”主要从数学发轫不同,中国的“一”“即卦画之单,乃一画开天之意”(《释例》,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从产生伊始便带着抽象而神秘的色彩。二者不仅出身定位不同,在思维层次、审美原则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以数字“1”的完整性为起点,西方的“一”关注的始终是变化中的不变,而产生于八卦变化之中的中国的“一”,更关注的则是不变中的变化,一为变中求同,一为同中求变。不同的缘起与定位,也导致了“天人合一”的圆融与“寓杂多于整一”固着之别,从而走在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古老的文化,开创了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思想系统,影响着我国各种学术思潮对于汉字“一”的认识,它像个万能词汇,被反复使用,像个抽象的模型,被众人不断注入新的内涵。抛开数字之“1”,“始、初与极”、“本与末”“有与无”、“大与小”、“全与单”、“混与纯”、“同与另”、“总与别”等,这些隐喻意义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却又一脉相承,因此在中西方翻译中,汉字“一”也成了一个复杂的存在。汉字“一”隐喻意义的出现与发展,有着独特的民族思维特点,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性。石涛根据“一”的众多隐喻意义而提出的“一画”论,作为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也从侧面与“一”的隐喻思维中所包含的民族审美特性,一一印证。在民族思想文化中,汉字“一”影响非常广泛,形成了典型的民族认知模式,譬如同中求变、圆融为美、天人合一、朴拙为上等。这些认知模式与“一”的审美特性暗暗相合,通过分析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天下同归而疏途,一致而百虑”(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那些早已习以为常、似乎千差万别的艺术审美,其实异曲同工,都有着共同的内核,而这个内核与我们常常熟视无睹的汉字“一”,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