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证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第95条第三款规定我国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这是我国证券法历史性的进步,也是我国中小投资者维权之路的里程碑。我国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源自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代表人诉讼,并结合美国式的退出制集团诉讼与中国台湾式的以政府背景非营利机构为代表人进行诉讼的模式,博采众长,具有很强的先进性。我国以投资者保护机构主导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明显优势。其一,能够有效集中中小投资者力量,以打击证券违法行为;其二,投资者保护机构能够借助体制和法律配套优势,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其三,还可以避免律师的逐利与滥诉。但是,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刚刚起步,尚显稚嫩,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前置程序制约还未完全解除,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诉讼地位不明确,其公正性与独立性有待优化,其垄断代表权的合理性仍需商榷,配套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仍待明确等。笔者通过考察美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为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提炼出两点启示。其一,律师主导证券集团诉讼容易导致滥诉问题,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二,加入制集团诉讼、行政主导集团诉讼均可能影响维权的效率。最后,笔者对我国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制度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进一步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诉讼地位与权能;第二,设置完善的案件遴选机制,同时加大资金投入;第三,充分调动投资者保护机构的积极性;第四,适当设立激励机制,鼓励律师参与诉讼;第五,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