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就是刑罚向轻缓方向发展变化，其涵义可以分别从历史规律、思想理念、刑事政策、刑罚制度、刑罚实践等多个层面来理解。刑罚轻缓化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刑法谦抑性等范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刑罚轻缓化思想经久不衰。启蒙思想家和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轻缓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所倡导自然法理论和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人道主义三大原则。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轻缓化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矫正刑理论，即他们认为，为了有效地预防犯罪，应当注重对犯罪人的矫正改造而不是刑罚惩罚。继刑事实证学派之后兴起的新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对付犯罪的手段，主张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新社会防卫论坚决反对死刑，认为监禁刑也不是理想的刑罚，进而提出了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等思想。20世纪末在一些国家兴起的恢复性司法开创了刑罚轻缓化的崭新途径，恢复性司法提倡通过和解、赔偿而不是通过适用刑罚来对付犯罪。犯罪学理论的发展为刑罚轻缓化提供了科学实证根据。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即使采用严刑峻罚也不能完全遏制犯罪；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是有限的，尤其表现在刑罚威慑效果的暂时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刑罚的威慑力会下降；刑罚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具有不可忽视的恶害性，特别是重刑的恶害性更大。所以不能指望仅仅通过严刑峻罚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防治犯罪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和完善社会综合治理。人道主义是刑罚轻缓化的观念基础。人道主义的实质命题是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虽然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新社会防卫论所主张的刑罚人道主义各有侧重，但是其共同价值取向都是注重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人道性是刑罚的一个独立的价值目标，刑罚人道主义是推动刑罚轻缓化的直接动力。随着人权运动的高涨和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署，刑罚人道主义的内容得以具体化、规范化，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反对酷刑，保障犯罪人基本权利，帮助犯罪人回归社会。刑罚轻缓化决非纯粹是主观意志的产物，相反，它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构成刑罚轻缓化的客观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形成是刑罚轻缓化的社会结构基础；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是刑罚轻缓化政治基础。轻缓化是刑罚发展的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刑罚改革，主要表现为：死刑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废除；自由刑的<WP=5>囚犯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并且在自由刑的执行方式上提高了开放性程度；罚金、社区矫正等轻缓刑罚被适用得越来越多，成为替代监禁刑的重要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刑罚轻缓化在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受到一定的挑战和冲击，但是并不意味着刑罚轻缓化已经寿终正寝，从世界范围看，刑罚轻缓化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具有明显的重刑化倾向，主要表现为死刑太多、自由刑太封闭、轻缓刑种太少以及劳动教养被滥用。在我国实行刑罚轻缓化是利国利民的明智选择。目前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已经取得并正在经历重大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完全有条件进行一定程度的刑罚轻缓化改革，同时也应当为刑罚轻缓化继续创造条件。刑罚轻缓化与罪刑相适应互相制约，互为补充，不应以罪刑相适应原则来否定刑罚轻缓化，罪刑相适应也不能完全取代刑罚轻缓化的积极功能。20世纪末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是这些国家基于其特殊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而对刑罚过度轻缓化作出的必要调整，但是这些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并不符合当代中国的需要。我国的刑罚轻缓化改革目前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突出问题：大幅度减少死刑，增设轻刑种，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强化对严重犯罪的查处，努力提高破案率。实行刑罚轻缓化改革决不仅仅是简单地修改法律，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应当同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配套工作：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摒弃重刑主义思想观念，树立人道、人权和法治观念；加强犯罪学研究和非刑罚预防措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