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转破产程序的适用中,究竟如何使程序适用转得顺、破得掉,才能契合公平为主、兼顾效率的价值目标,发挥该程序既解决“执行难”,又遵守程序正义的应然功能。研究执行转破产程序司法适用之完善,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价值与功能之明晰问题,二是具体程序适用之完整问题。价值功能之明晰主要针对执行转破产程序价值理念与功能定位合理化而设。该制度产生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大背景下,旨在为执行不能又破产不得的“僵尸案件”提供完善的出清机制,消解大量执行不能案件的沉积,但赋予其过多功利性目标而对债权人、债务人之私法利益置若罔闻,使当事人和法院均对该制度避而远之,尚未能实现其功能预设。程序适用之完整问题需在制度理念的纠偏与功能定位的合理下进行,将从程序启动、程序审查、当事人权利救济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三者顺接而下,具有一定的适用逻辑。以案例导入为基础,以数据分析为起点,揭示出程序运行之启动方式单一、衔接转换不畅、当事人权利救济未得到有效保障等几个方面的实践窘境,并解析其背后的原因,旨在推动对程序适用现实问题的解决,在保障公平价值的同时促进效率的提升,对法律的正确适用产生积极影响,完善执行转破产程序的具体实操。通过对当事人、法官双方皆不愿将执行不能案件转入破产审查为切入点,论述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具有共生价值以提供接洽基础,并提出执行转破产程序应当具备独立价值从而发挥其本质功能。从程序启动方式的多元化、启动主体的广泛化、建立混合预审机制、调整管辖、增加当事人异议权与复议权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议,以促进程序运转的完整有效。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在引言中提出问题并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以及域内外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与不足。第一部分,执行转破产的程序价值与功能定位。该部分在界定执行转破产程序应当具备独特程序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实践考察,明确其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在实践考察中表现为当事人考虑到清偿比例的下降而更愿意推动参与分配程序的适用,法官则由于对执行转破产程序理解认识不到位,或忧心程序转换更为复杂而未尽法律规定之征询、释明义务,导致大量本应转入破产审查的执行不能案件,以终结本次执行的方式长期沉淀在执行程序中,形成积弊。究其原因乃是程序价值理念的偏轨,功能定位的不清,较强利益性目标的设定所致。结合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理论之争议,赋予执行转破产程序独立价值,坚持“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为其价值选择,从消解执行积案、确保债权人公平受偿、在可能的情形下推动债务人重生与寻求程序“友好化”四个方面明确其功能定位。第二部分,执行转破产程序司法适用之困境。该部分在厘清价值取向、明确功能定位之下对程序的适用困境进行考察,主要从程序启动、程序审查、权利救济三个维度进行考量。程序启动上主要存在启动主体有限、启动方式单一等问题,导致以“申请人主义”为唯一启动机制的路径受阻;在程序审查上主要存在执行审查与破产审查各执一边、难以相接的弊端,且以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为原则、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可能导致审查不畅的问题;在权利救济上,2022年最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尚未提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也仅仅一带而过,存在权利救济的空缺与如何具体运行之问题。三者依据程序的运行节点递进而行,深入分析程序适用未达既定目标之原因,具有逻辑性与合理性。第三部分,执行转破产程序司法适用之完善建议。该部分针对适用困境进行逐一解决,首先提出限定条件下引入“职权主义”辅助程序的开启,扩大启动主体的范围以顺应破产法的发展趋势;其次建立混合预审机制不但能促进程序的高效转换,也彰显执行转破产程序的独立价值,并促进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的实现;调整管辖的设定,合理配置审判资源与审查之便捷性,促进程序顺利转换;最后从异议权、复议权等角度维护当事人的程序正义,以期弥补程序保护私法利益之阙漏。第四部分,执行转破产程序司法适用之保障。该部分位于解决程序适用主要问题之后,执行转破产案件不同于单一的执行不能案件,其具有案情杂、涉及广、程序繁的特点,牵扯执行、审判等司法部门,以及税务、房管等政府机关,而执行阶段也已做了大量财产查控工作,混合预审机制的建立也为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做了铺垫,便于后续各部门、各机关的协调。故此,从简易破产的建立、府院联动机制的引入和执破信息共享等方面提出司法适用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