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立城邦以来,疟疾始终是困扰古罗马人的一种流行病。疟原虫沿着商路自非洲传入后,得益于自然条件和人类行为广泛传播。在自然条件方面,古罗马气候温暖湿润,是疟原虫发育的优良条件;在人类行为方面,共和国时期人口数量激增带来生存压力,罗马人进行的开辟道路、湖泊排水、清除森林、远途贸易等活动提高了接触按蚊的机率。随着坎佩尼亚、庞廷、托斯卡纳、撒丁岛等地变成疟疾高发区,古罗马人对疟疾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尽管反复发烧的症状致使人们认为疟疾是神明的降罪,形成社会普遍的迷信,但是部分罗马精英对疟疾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理性思考和认识。古罗马医生塞尔苏斯、盖伦记录了疟疾的临床症状,讨论病因;为保护小农的健康,农学家科路梅拉等人就耕地和家庭住址的选择等方面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议;史学家记录了曾患此疾病的名人;演说家西塞罗有意识地详细记录了朋友阿提克斯及其妻子感染疟疾的症状,以此分析发热的时间规律。精英们还探讨了疟疾的治疗方式,提出保证患者的营养、燃烧艾草熏蚊虫等正确的防治办法。此外,老普林尼还记录了在古罗马社会广泛流传的符咒等非理性疟疾防治方式。疟疾与肺结核、伤寒并称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三大杀手”,是古罗马人死亡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疟疾在传染性方面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疟疾是一种流行于夏秋的疾病,这是古罗马出现7-8月人口死亡高峰的重要原因;第二,疟疾毒株种类多样,即使对其中一种产生免疫,可能也无法摆脱其他类型毒株的威胁,尤其是帝国时期,人口流动范围和数量增加,移民会感染迁入地的毒株的同时,还会带来新的毒株;第三,疟疾对免疫系统有很强的削弱能力。对于婴幼儿来说,感染疟疾意味着死亡;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疟疾很可能会协同其它疾病削弱免疫力,危害生命;对于孕妇来说,在粮食短缺,普遍营养不良的古代,感染疟疾意味着死产、难产。因而,疟疾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口结构,提高了死亡率,进而导致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某些区域经济衰退、城市衰落,改变了战争的胜负,深刻影响了权力交替,不仅深刻影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罗马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