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伍子胥的故事学界早有不同程度的相关研究,但是对于其复仇形象的嬗变过程和由忠孝合理性而引发的争议,却很少有系统而全面的分析与探索。本文旨在通过单独对伍子胥复仇形象的研究,探究伍子胥复仇形象的形成、变化过程,以及其所体现的内涵意义,并进一步探讨历代对其复仇形象的争议性评价问题,以期通过对忠孝合理性的分析,而给予其复仇事迹一个中肯而全面的评价。本文分为五章,前三章主要是论述伍子胥复仇形象嬗变过程中的变化发展,包括其在不同朝代、不同社会背景下而呈现出的文学特色,第四章主要是就历代对伍子胥复仇争议性评价的问题进行研究,围绕伍子胥复仇形象的忠孝关系论争展开,包括了对复仇形象的忠孝辨析,第五章是对伍子胥前期复仇形象、后期忠臣形象的相互影响的研究。本文首先用三章对伍子胥复仇形象塑造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在对伍子胥复仇故事的创作历程中,既有对前代的承续,也有着符合时代特色的创新、突破和发展。伍子胥的复仇形象自先秦以来,在诸多作品中一直表现为记述零散化、片段化,复仇形象的相关特征也不够鲜明,直至《史记》中,伍子胥复仇形象具有了完整而固定的面貌,成为“弃小义雪大耻”的“烈丈夫”形象,而《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又将复仇形象深化了,尤其是《吴越春秋》中,在奇幻想象、传说神话的注入后,书中的复仇形象具有了更深的文学性、想象性色彩。同时,对于“烈丈夫”之说、“鞭尸”“鞭坟”的探讨,也让我们注意到了对伍子胥复仇形象的批评是伴随文学作品嬗变一同发展的。至唐代变文中的复仇形象,已经完全从史传记载中蜕变出来,成为了一种文学艺术色彩浓厚的形象。元代,《楚昭王疏者下船》和《说专诸伍员吹箫》两部杂剧都给孝亲复仇的伍子胥易于受众接受的、“圆满”的结局。明代传奇《二胥记》为伍子胥复仇形象的流变过程注入了新声,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伍子胥复仇行为合理性的争议,这其中有受宋明以来一直对伍子胥复仇争议讨论的影响,亦有古代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地植根于士人心中的关系。至清代《东周列国志》这样的小说中,集合了前代作品中呈现出特点之大成,在英雄式的崇高与神武之上,更有了多层面的情感色彩,使复仇形象变得更为立体而圆满。同时,伍子胥的复仇被代代关注,他的隐忍复仇过程和张扬正义结局都可以算是伍子胥复仇形象的嬗变过程的驱动力。不仅隐忍复仇的艰难精神能够激起深入而广泛的受众同情,而且在类比同类复仇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伍子胥的复仇,将报仇归于义、归于理之中,复仇至情却不亏义理,将复仇行为诉诸于寻求正义的“有忧中国之心”而兴师,这是他复仇形象的典范之处,也是伍子胥复仇形象历朝历代广受关注的内涵原因。第四章是关于伍子胥复仇形象的合理性争议,主要围绕复仇形象所体现的忠孝关系辨析而展开,从杨雄、苏轼等人对伍子胥复仇形象忠孝抉择的论争入手,并引不同朝代的学者论说作为应证,孝亲复仇观念成为支持伍子胥复仇形象的依据,而春秋时期特殊的君臣观念又成为用来反对诸家批判伍子胥仇君的理论根源。有的学者从血缘伦理方面肯定伍子胥复仇形象,认为伍子胥为父复仇是合情合理的,如王安石大力赞扬了伍子胥复仇：也有学者基于君国观念的考虑,对伍子胥报仇行为进行了批判,在这些批判之声中,指责其仇旧君为不忠、覆宗国为辱亲的观点是最主要的两类,如陈仁子认为伍子胥鞭尸平王,是“有父而不知有君”,梅尧臣说伍子胥“鞭尸失旧臣”①、张栻表示如果伍员真的死后有灵,也万不敢饗食于楚地,“使员果有灵也,其敢餐于兹地乎?”②他们都认为伍子胥是楚国仇敌。另外,还有人基于何休《公羊传》所注的“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于以得去,君臣已绝,故可也”一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君臣关系出发,支持伍子胥复仇是正确的,如唐代李善夷言“楚之君即非天子也”,清代陈少箕、朱一是等人,也都对那些批判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第五章是关于复仇形象与忠臣形象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本文中,复仇形象的忠孝辨析的“忠”是指对楚的忠,而此处的“忠”是指对吴的忠)。应该说伍子胥的复仇形象与其入吴后的忠臣形象是表面对立而深层关联的,忠臣形象影响了复仇形象的普及与接受,而复仇形象也影响了对忠臣形象的评价,有的学者提出伍子胥为报仇而进专诸杀王僚的行为体现了伍子胥报仇的残暴与不择手段,对一直以来广为接受的忠臣评价提出了新的见解,比如晁补之曾说“王僚何辜”,杨维桢说伍子胥“杀人之父以报已之父”。这样的意见多由宋代文人提出,虽未形成主流观点,但仍为伍子胥复仇形象乃至忠臣形象的评价注入了别样的新声。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本文还注意到尽管伍子胥复仇形象存在较为复杂的评价,但仍然有许多对其复仇形象与忠臣形象进行赞扬的文字,例如唐代卢元辅为伍子胥报仇的尽孝和进谏的尽忠提出了理论依据,说“善父为孝,《记》曰‘父仇不与共戴天’；谏君为忠,《经》曰‘诸侯有谏臣不失国。’”①认为其忠孝两全；再如宋代王安石称赞伍子胥复仇“名震天下,岂不壮哉”,劝谏而死“忠则有馀”,后世祭祀“不徙不绝,何其盛也”②,王世贞根据历史详细地考察,认为伍子胥孝亲复仇与尽忠事君的两重形象是“丈夫也”③。正如王安石所提到的伍子胥祭祀之事世代不绝,在研究中本文还发现,数千年来,伍子胥的形象,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形象或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人物形象,他已经具有了神的色彩,化为世代众人朝奉、景仰、追怀的胥神,人们也多将其作为胥神、涛神的典故援引入文。神化伍子胥的过程也体现了复仇形象的影响作用。应该说,围绕伍子胥复仇形象的相关论争,大都与忠孝关系的辨析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也与本文所提到的复仇形象嬗变过程中的特点互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