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研究翻译伦理对文学翻译的影响,特别是其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翻译伦理的具体影响,以及其对译者策略抉择的影响方式,作者以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刺小说《1984》为例,选取董乐山和刘绍铭的两个中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原作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其译本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董、刘两译本作为最早的中译本,其译法上体现了不同的译者风格,因此选取作为本研究的对象进行讨论。在开始研究翻译伦理的具体影响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翻译伦理的发展概况,然后解释了翻译伦理这一术语的定义,以及其两个主要概念“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的具体含义。职业伦理是关于作为专业人员的“译者”这一集体概念,这其中包含了翻译的一些基本职业要求和规则。皮姆所提出的翻译伦理五原则具体解释了职业伦理的内容：译者对作品的责任、对译作产生影响的责任、译者保持文化间性的原则、翻译成本不超过相应合作利益的原则、以及译者对建立长期稳定的跨文化合作关系的责任。此外,国际译联也在《译者章程》中提出译者忠实原作及作者的规则。译者的个人伦理是关于译者个体的职业理念和行为模式,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译者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是翻译行为的执行者,也决定最终成果的质量。而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个人风格也能在文本中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因此,翻译伦理的确影响文学翻译。在论证翻译伦理与文学翻译的相关性后,作者开始分析翻译伦理的具体影响。作者对两名译者的生平及作品做了简要介绍,这有助于了解他们个人伦理的形成背景。通过对两译本中几个例子的对比,作者发现译者的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在文本中均有所体现。两译者都遵循了忠实原著和作者、保持文化间性及推动跨文化交际的职业伦理。同时,文本也体现了他们不同的个人伦理：董乐山的翻译方式相对保守,他着重于保持与原文的内容一致；而刘绍铭的翻译方式更富于创造力,相对灵活,他注重追求译文的文学美感及流畅。结合以上发现,并通过研究两译本中译者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作者得出以下结论：译者的个人伦理奠定了译者策略选择的基调,而职业伦理使得译者在具体实践对翻译策略进行调整；不同策略在实际运用中需辅以不同方法以达到更佳的翻译效果。作者期望通过该研究能给译者伦理的实际应用带来启发,给文学翻译实践带来—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