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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1世纪以来,我国呈现出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与货物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共生的状态,而服务贸易研究领域著名的Burgess推论从理论方面对服务贸易差额与货物贸易条件的联动关系的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囿于内生性问题等因素的困扰,对Burgess推论尚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实践与理论上研究意义,本文尝试利用跨国数据对Burgess推论进行检验。
Burgess推论基于2×2×2的标准H-O-S模型,当服务作为货物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时,通过服务国际贸易,生产要素也随之在国家间流转,并进一步影响贸易双方的货物贸易情况,进而对两国的货物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当服务作为货物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时,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技术转移将削弱货物贸易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恶化彼此的货物贸易条件;另一方面,服务出口国通过控制服务技术输出的产业能够有效缓解货物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实现货物贸易条件的改善。
为了实现对Burgess推论的有效检验,本文采用一阶段的计量设定方法,对服务净出口国与净进口国进行区分,考察其非对称性影响,同时创新性地选取了净入境游客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一国拥有世界遗产目录项目数两个变量作为服务贸易差额的工具变量以处理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103个国家2000-2014年的跨国数据首次提供了一个全面的Burgess推论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服务贸易净进口国与净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变动与Burgess推论基本吻合,即服务贸易差额扩大会恶化彼此的货物贸易条件,但服务贸易净出口国的恶化程度要显著弱于净进口国。对于服务贸易净出口国,通过控制技术输出产业并未有效改善本国的货物贸易条件,因此Burgess推论关于净出口国的福利判断可能过于乐观。进一步研究发现,Burgess推论的适用性受制于入世因素,在加入WTO的成员国中,Burgess推论的解释力有所下降。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中国在制定服务业对外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需要采取动态渐进开放的战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强化服务技术优势,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进而促进货物贸易条件的改善。
Burgess推论基于2×2×2的标准H-O-S模型,当服务作为货物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时,通过服务国际贸易,生产要素也随之在国家间流转,并进一步影响贸易双方的货物贸易情况,进而对两国的货物贸易条件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当服务作为货物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时,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技术转移将削弱货物贸易国之间的比较优势,恶化彼此的货物贸易条件;另一方面,服务出口国通过控制服务技术输出的产业能够有效缓解货物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实现货物贸易条件的改善。
为了实现对Burgess推论的有效检验,本文采用一阶段的计量设定方法,对服务净出口国与净进口国进行区分,考察其非对称性影响,同时创新性地选取了净入境游客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一国拥有世界遗产目录项目数两个变量作为服务贸易差额的工具变量以处理实证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103个国家2000-2014年的跨国数据首次提供了一个全面的Burgess推论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服务贸易净进口国与净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变动与Burgess推论基本吻合,即服务贸易差额扩大会恶化彼此的货物贸易条件,但服务贸易净出口国的恶化程度要显著弱于净进口国。对于服务贸易净出口国,通过控制技术输出产业并未有效改善本国的货物贸易条件,因此Burgess推论关于净出口国的福利判断可能过于乐观。进一步研究发现,Burgess推论的适用性受制于入世因素,在加入WTO的成员国中,Burgess推论的解释力有所下降。
基于以上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中国在制定服务业对外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需要采取动态渐进开放的战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强化服务技术优势,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进而促进货物贸易条件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