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业属于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以及高附加值的综合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是推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99—2008十年间我国汽车总量增长很快,已经确立了汽车“制造大国”的地位,但我国汽车业中的轿车业起点低,技术差,加入WTO前作为幼稚产业在政府的产业政策保护下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和一定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整车进口关税和汽车零部件关税逐步降低,相关的产业保护政策也逐步弱化甚至取消。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下,我国的轿车业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企业效率是否受到影响?有哪些因素对我国的轿车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评述发现虽然对汽车业或者轿车业效率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文献研究的时间期间较短,不能对加入WTO前后和作为幼稚产业保护过渡期这三个阶段我国轿车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做一个动态分析,且大多数研究只对效率绩效进行了评价,很少对影响因素做进一步分析,投入与产出的指标也有一些缺陷。本文对研究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了延伸,把对我国的轿车企业的效率动态研究与静态评价相结合,并对影响企业效率的可能因素进行探讨,分析了我国加入WTO前后轿车企业效率变化趋势及变动的原因,探讨了我国轿车业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在对我国主要的13家轿车企业的生产率实证研究后,利用企业的面板数据对可能的影响生产率变动的因素进行了相关计量分析。最后结论如下:十年来我国轿车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6.2%。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技术效率平均增长率为4.6%,平均技术进步为1.6%,技术效率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平均技术进步相对较小。在入世前、入世过渡期和入世后三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的波动,入世过渡期(2002—2006)阶段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入世前与入世后。在对各企业效率研究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企业效率指数表现相对较优且技术变动有增长,但是高增长低效率的企业数量也较多。在技术进步指数变动的内在因素分析中表明,由于我国技术引进种类少吸收慢,企业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少,对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足的原因导致技术进步缓慢;同时技术进步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轿车进口关税、市场份额、企业固定资本的投入、GDP增长率与技术进步有着同向关系,而轿车企业的前期规模和零部件进口关税对轿车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为负。对各企业历年综合技术效率分解中发现,从1999—2008年间13家企业中大多数没有处在效率的前沿面上,资源配置和利用没有做到最优,目前很多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企业的规模效率在变化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前后期的企业规模效率有一定的延续性,并且实证结果表明前期规模效率拖累企业效率的提升。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第一,对我国轿车业在加入WTO前后和作为幼稚产业的过渡期三个阶段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做了比较分析,把企业的效率动态研究与静态评价相结合,探讨了作为幼稚产业的轿车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变化趋势。第二,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分解及各指数的变动进行实证分析,对生产率的变动进行了多侧面的比较。第三,本文尝试考虑了市场结构、关税变化、产业政策等多种影响因素,对生产率的变动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轿车业技术效率提升路径。本文的工作属于探索性实证研究,对于影响因素的选择还需进一步思考,由于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本文的在数据和效率评价背后的理论支撑还需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