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试图考察东尼罗河次流域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水电政治互动如何影响沿岸国家对东尼罗河次流域水资源的利用,从而决定它们在所谓的“电力-水-粮食-能源的关系”中的能源和粮食安全。东尼罗河次流域（ENSB）是指由埃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组成的次流域。埃塞俄比亚是尼罗河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埃及和苏丹这两个处于最下游同时最依赖尼罗河沿岸水域的地区也位于东尼罗河次流域。东尼罗河次流域值得研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东尼罗河次流域由尼罗河流域沿岸国家中那些对尼罗河流域有相当的利益和关切的国家组成。他们的发展都需要东尼罗河次流域的水资源。其次,从水电政治互动的角度来看,反霸权国家埃塞俄比亚及一直努力维持现状的最下游国家埃及和苏丹都位于该次流域。从水安全角度来看,埃及和苏丹依赖主要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水资源,埃塞俄比亚希望水资源可以助力其发展。此外,该次流域连接着尼罗河和非洲之角这两个充斥着冲突的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非盟和阿盟的总部也分别位于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以上原因使得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国家间的水电政治互动更加复杂,从而使东尼罗河次流域成为更大范围的水电政治竞争的热点。在很大程度上,粮食安全受到水和肥沃土地供应的影响。在利用水力发电站发电的情况下,能源安全同样受到某条河流水的可持续和充足可用性的影响。因此,利用东尼罗河次流域水资源是该地区国家多方发展计划的决定性因素。在理解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时,权力关系非常重要。哪个国家使用一条跨界河流的水量的多少取决于它拥有多少累积的权力,或者它是否与一个强国结盟。笔者将本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本章包含:对所讨论问题的初步想法,此课题的重要性,本文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目的,研究陈述,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对理论框架的简介,研究假设,因变量、自变量和文献综述。本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数据,然后进行定性分析,并基于一手和二手数据。本研究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找出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国家之间的水电政治互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尼罗河水的开发利用,尤其是它们实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努力。本文试图回答主要的研究问题是:东尼罗河次流域国家之间的水电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它们实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努力?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需要将主要研究问题分为两个子问题,这两个子问题与第4章和第5章的目标有关。第一个子问题是: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国家的不对称水电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它们实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努力?第二个子问题是: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国家的非不对称水电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它们实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努力?第二章重点介绍重要的水电政治的理论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与水政治的关系得到了详细讨论。批判性的水电政治借鉴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以及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概念。为了理解水电霸权的概念,水电霸权国使用的策略、水电霸权国家用来确保其掌控力永久化的机制和水力霸权所操纵的不同类型的权力,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解释。此外,与水政治有关的权力不对称和权力对称问题也被纳入讨论。这样做有助于把握权力不对称的现状,即昔日的水电霸主埃及无法再主导尼罗河和东尼罗河次流域国家间的关系,也无法不可逆地实现权力对称。与权力对称和权力不对称有关的是,一些所谓的“弱国”对水电霸权的反应。一些国家会搭便车,另一些国家则加入“反霸权联盟”。当搭便车的概念应用于水政治时,它被称为“水力搭便车”。水电霸权国和搭便车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水电霸主希望利用搭便车的国家来维持平衡,并在某条河流沿线拥有否决权。在尼罗河（以及东尼罗河次流域国家）流域,苏丹提供了水电搭便车的最佳范例。埃及和苏丹仍然认为1959年的双边协议具有“技术约束力”。另一种可能来自“弱国”对抗水力霸主的竞争反应被称为“反水电霸权”。尼罗河见证了一个缓慢但稳定的反霸权集团的出现,埃塞俄比亚是上游国家中60年来反对埃及的水电霸权斗争的领导国家。第二章还讨论了水电政治互动中不同类型的合作与冲突问题。沿岸国家和共享河流互动的方式可以通过不同的概念来理解,如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多边主义,以及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方式的混合方式。批判性的水电政治主要关注水电霸权国家、搭便车国家和反水电霸权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权力类型。通过使用上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概念,本章阐释了批判性水电政治的理论框架,以符合东尼罗河次流域及所研究问题的方式对其进行了情境化构建。第三章主要研究了尼罗河及东尼罗河次流域水电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对称和权力不对称问题。本章反映了第二章所讨论的所有概念和观点。尼罗河水电政治延续了近一个世纪,但近几十年来,埃及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且几乎垄断了尼罗河水域,因为它阻止了所有对沿岸各国都有利的水利制度的出现。埃及的主导地位可以归因于尼罗河沿岸国家之间最初盛行的权力不对称。埃及成功地发展了不同的权力类型,使其能够有效地维持尼罗河沿岸几十年的霸权。埃及取得主导地位的最初原因是1929年的一个条约授予埃及尼罗河水的最大份额,以及1959年埃及与苏丹的双边条约,该协议以尼罗河水在两个下游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而告终。这两份水利条约都是非包容性和不平等的,也是上游沿岸国无法接受的。从一开始,上游沿岸国就不接受这两份条约。从长远来看,上游各国存在的程度不同的不满为上游国家和当时受益最多的下游国家之间的水政治竞争奠定了基础。在尼罗河流域水利政治互动的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倡议都无济于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一个普遍可接受的流域范围内或子流域范围内的水利制度。上游国家的斗争逐渐获得更多的动力,最终在这种竞争的推进下,下游国家开始愿意接受讨论沿尼罗河流域合作的可能性。事实上,埃及和苏丹也在试图阻挠这些倡议。基于对水安全的担忧,埃及将尼罗河作为其安全保障,并将其与自身的生存挂钩。这个问题一直是埃及国内政治斗争的口号之一。苏丹的水安全问题之类似但并非完全相同。虽然苏丹对尼罗河的依赖显而易见,但苏丹国内也有一些河流。虽然苏丹东部的种植园能从厄立特里亚获得一定量的水,但水流是季节性的且并不充足。出于这个原因,苏丹的处境并不比埃及好多少。在这种对上游的依赖中,埃及和苏丹一直在共同捍卫他们从1929年和1959年条约中获得的特权。这两个下游国家在维持现状方面互惠互利。为了维持现状,埃及不遗余力地操纵一些沿岸国家,试图签订一些“看似多边的条约”。在双方挑战和维持现状的斗争中,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多边主义和混合主义等不同的方式一直并存。上游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水资源安全问题,并通过多边主义提出一项基于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公平利用的协议。在此过程中,上游国家尝试建立尼罗河流域组织,但尚未取得明显的成功。反霸权国家的努力并没有在尼罗河沿岸国家之间达成平等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法律协议。第三章还讨论了权力重构问题。在这个阶段,埃塞俄比亚不仅成为反霸权国家的领袖,而且利用这种势头推行单边主义。当非水电政治问题,例如冷战的结束、为各种与水发展相关的项目获得替代资金来源的可能性增加时,埃及的议价能力就逐渐下降。埃塞俄比亚越是选择单边主义,就越是抛弃尼罗河上游国家的集体问题,而诉诸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这为权力从尼罗河流域转移到东尼罗河次流域奠定了基础。埃塞俄比亚建造非洲最大水坝的重大举措见证了尼罗河问题完全转移到东尼罗河。通过一种被称为“资源捕获”的策略,埃塞俄比亚利用其地缘权力开始建设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因此,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在水电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清楚地表明了权力从不对称向非不对称的转变——尽管很难声称已经实现了权力的对称。复兴大坝也是埃塞俄比亚的骄傲,它将为埃塞俄比亚带来构想中的权力。一旦大坝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来自大坝的水力发电将为埃塞俄比亚提供物质权力和在东尼罗河次流域内外的议价能力。然后,根据上述尼罗河沿岸的水电政治轨迹,本章对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第四章回答了第一个子问题: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国家的不对称水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它们实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努力?第一个子问题考察了埃及水电霸权时期的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苏丹的水力搭便车和埃塞俄比亚“脆弱”的沿岸国地位。这一时期始于尼罗河沿岸、尤其是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的水政治互动形成之时。像上一章提到的,由于双方1959年签订的双边协议,埃及和苏丹获得了尼罗河（及东尼罗河次流域）水域的独家使用权,并利用这一机会促进了农业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发展。第五章试图回答第二个子问题,即“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国家的非不对称水政治互动如何影响它们实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努力?”本章的主要重点是找出脱离埃及水电霸权后进入一个既没有新的水电霸权力量出现,旧的水电霸权也无力有效维持局面所产生的真正水电政治影响。在权力重组后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与水电政治互动有关的变化。埃塞俄比亚在上游国家的反霸权集团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突出和领导国,并利用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混合方式有效地挑战埃及。埃及水利霸权的相对衰落,加上埃塞俄比亚经济实力相对发展而表现出的自信,最终为水利政治竞争从流域层面向次流域层面的全面转变铺平了道路。埃塞俄比亚攫取资源的战略最终暴露了埃及的软肋,即埃及水资源的脆弱性。在东尼罗河次流域的这种情境下,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在第五章加以研究。苏丹的局势也受到了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水电政治互动变化的影响。权力重组后,苏丹一直在改变立场。在后冷战时期的形成期,苏丹与埃塞俄比亚结成了战略同盟,从而挑战埃及并对下游的“平衡的动摇”产生了影响。当时,苏丹为了扩大农业而单方面抽取尼罗河水并利用尼罗河水发电。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开始建设时,苏丹试图解决水安全问题,遂并表示支持该项目,并希望能从埃塞俄比亚获得廉价电力。但是,苏丹不久就改变了立场,重新将大坝问题安全化,现在又重新与埃及结盟对抗埃塞俄比亚。关于不对称的水电政治相互作用时期及其对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的主要发现是,埃及随心所欲地利用尼罗河水（主要是东尼罗河次流域的水）,通过水力发电促进其能源安全,并通过扩大不同规模的灌溉来加强其粮食安全。考虑到当时埃及人口相对较少,该国的粮食和能源安全都受益于尼罗河特别是东尼罗河次流域。在尼罗河的利用方面,苏丹是仅次于埃及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东尼罗河次流域的水可以用于能源和粮食安全。在此期间,苏丹能够相当程度地增加其水电能源并扩大其灌溉计划。尽管如此,该国仍承受着与水电政治无直接关系的相关问题的困扰。内战、用水效率低下和其他因素是苏丹面临的主要问题。一般来说,这些问题极大地妨碍了苏丹在发展方面的努力。在埃及水电霸权时期,埃塞俄比亚是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地区唯一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无法将其水资源用于发展目的,主要是由于其“孱弱”的沿岸国地位,它被埃及在思想、谈判和物质实力方面的主导地位压制。出于这个原因,埃塞俄比亚没有能力利用其水资源来生产足量的水电来解决能源问题;类似地,埃塞俄比亚也无法通过灌溉扩大其农业以弥补其雨养农业的不足,从而实现粮食安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埃塞俄比亚所有与粮食和能源相关的问题都必然和直接与埃塞俄比亚无法利用水资源促进发展有关。在埃及的水电霸权时期,除了埃及和苏丹之间出现的明显双边但不平等的关系,没有形成有意义的、可持续的和流域范围或次流域范围的合作。非不对称的水电政治互动及其对能源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的主要发现是,埃塞俄比亚能够以较少的限制使用其水资源。自从权力重组开始以来,埃塞俄比亚为农业目的提取的水逐渐增加,从而促进了该国粮食安全。同样,尼罗河流域权力重组后,埃塞俄比亚能够利用其水资源发电。最终,埃塞俄比亚的电力供应大大地增加,且提高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的前景非常光明。埃及的权力明显下降、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其最下游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上游的依赖,正逐渐使该国面临水资源不安全的问题。尽管埃及在确保国家层面的电力供应方面取得了令人羡慕的进展,但这一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实现的,这些能源占能源总产量的75%以上。但是,由于未来几十年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下降,可持续性问题将在未来陷入棘手的境地。就埃及粮食安全而言,权力重组的新发展加剧了粮食供应问题,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粮食供应已经面临压力。由于埃塞俄比亚对其地缘权力的使用,埃及失去了议价能力和观念能力,其物质力量受到了威胁,其地理位置成为了它的软肋,埃及几乎无法扭转目前的局面。就苏丹而言,首先,与能源安全有关的权力重组后时期的总趋势是其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和可获得性受到威胁,这两方面都是因为苏丹没有任何可靠的水源可以充分用于发电。其次,苏丹在开发风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方面进展甚微。再次,鉴于南苏丹的分裂,该国没有任何可靠的不可再生能源,如石油和生物燃料。在农业安全方面,尽管苏丹拥有非洲最大的可灌溉肥沃土地之一,但最近它仍是粮食进口国之一,这表明它容易受到粮食缺口的影响。苏丹未能实现粮食安全有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包括水的不可获得以及其他与水没有直接关系的原因。从本文研究中可以得出很多结论。在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国之间的两个时期的水电政治互动轨迹中,电力-水-食物-能源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拥有主导权的国家能够提取大量的水并利用这些水来增益其农业安全,同时改善其能源安全。同样正确的是,一个沿岸国家的电力实力越弱,它可以获取的水量就越少,该国家在能源和粮食安全方面可以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少。关于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的权力关系,可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两者之间曾经存在且现在仍然存在着一种成反比的权力关系。因此,两国在东尼罗河次流域沿岸的水资源问题上有着相互排斥的国家利益。苏丹到目前为止一直受益于与埃及或埃塞俄比亚中的任意一方结盟,如果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之间签订了协议,苏丹可以利用其中游的地理位置来搭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