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发的不断深入和乡村的加快转型,乡村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出现了乡村治理资源匮乏与不断觉醒的农民权利意识之间的矛盾、旧有的乡村治理结构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效能的低下与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带来了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乡村结构的高流动性以及乡村的治理基础不断流失等挑战。不少地方政府主导成立了村庄自组织来应对这一困境,因此村庄自组织也成为了创新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组织理论,对T区房东协会这一政府主导下成立的村庄自组织进行多案例嵌入性研究。首先,分析了房东协会经历的成立之初的悬浮状况、疫情防控期间实现的嵌入治理以及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的自为运转三个阶段的发展。其次,选取了 6个不同发展状况的村级房东协会,对比了组织架构建设程度、集体经营性收入水平、政府激励力度、从业人员专业程度、村（居）民需求以及村（社区）两委意愿等因素来探究房东协会治理效能差异的原因。最后,运用组织理论,提出了能力-意愿模型作为分析村庄自组织组织意识激活和自在运转的框架,得出结论:其一,政府通过建立村庄自组织,主导其发展,能够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其二,政府对村庄自组织的政策供给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组织的意识是否被激活。疫情防控则为房东协会提供了组织意识激活的契机。其三,村庄自组织在不同村庄的治理效能存在着差异,其决定性影响因素是参与者意愿,必要条件是组织结构正式化和环境,影响因素有非正式权威和利害相关者意愿。因此,政府主导下的村庄自组织发展不仅要求村庄自组织激发参与者意愿,建设村庄信任体系,以及强化组织的自身建设,培育独立发展能力,还要求开拓政府与村庄自组织间良性合作关系,为村庄自组织留出自主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