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其经常作为评价社会福利和经济绩效的重要考量指标,但是却不能具体体现出可持续经济增长及其发展趋势,因此,诸多学界专家学者又将资源因素和环境因素同时引入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体系,构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反映绿色发展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指标。我国提出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拉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随后我国外贸技术溢出是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备受关注,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又在制度、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天然”的异质性,所以中国外贸技术溢出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受到外生环境——多维距离的影响,在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过程中,是否会因为多维距离而影响贸易技术溢出的获得?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外贸技术溢出是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首先使用文献阅读法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其次,将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等匹配得到“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2007-2018年数据,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使用DEA-ML指数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评估,使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多维距离进行综合分析;然后通过构建的Hansen面板门槛模型,从多维距离角度验证分析我国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而依据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维距离综合得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圈层划分,实证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技术溢出对各圈层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济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的门槛效应,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实证结果。中国外贸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TFP影响的实证结果:第一,我国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不同影响效果,而且影响效果差异颇大,绿色全要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越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中亚,其次是东北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西亚北非地区的年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值;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中国的综合距离及各维度距离均存在差异,中东欧国家和西亚北非国家与我国的多维距离较大,而东南亚国家和南亚国家多维距离则较小;中国与第一梯度的国家如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国家情况相似,而与第三梯度的国家如新加坡、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经济距离巨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和西亚北非国家的政治距离相对较大,与东北亚国家、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制度距离较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和东北亚国家在文化方面的距离较小,西亚北非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相对来说较大;第三,中国外贸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TFP存在多维距离、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门槛效应。以制度距离为门槛,存在单门槛呈现倒“V”形变化,随着距离的增加,跨过门槛值,中国外贸技术溢出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会下降,距离越大,外贸溢出效应越难以发挥;而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存在双门槛呈现倒“U”形变化,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太大或者太小,都会使得中国外贸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下降,经济距离和文化需处于一个适度的水平,才能促进中国外贸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作用;第四,中国外贸技术溢出效应针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圈层国家,门槛效应不同,在第一圈层,存在以经济距离为门槛的门槛效应,而在第二圈层则存在多维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门槛效应,第三圈层主要是受制度距离的门槛效应影响。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对沿线国家的对外贸易有助于提升技术溢出效应,譬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技术溢出的帮助下可以减少国内研发成本投入,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先进技术产品的贸易;二是以“五通”为契合点规避多维距离的影响,如“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货币流通”规避经济距离影响,“民心相通”规避文化距离的影响,“政策沟通”规避制度距离的影响;三是因“圈”制宜,构建差异化圈层发展网络,如提高中国与第一圈层国家的经济合作,增强中国与第二圈层国家的文化交流,促进中国与第三圈层国家的政策沟通。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中国的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证实中国的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是对国际上存在的中国寻求“污染避难所”舆论的有利反击,具有创新性。在研究上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政策导向,通过多维距离视角实证检验中国对外贸易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门槛效应,对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风险规避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具有参考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