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政策作为党和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层面公共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强调，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同时将“弘扬时代新风，培育良好风尚”与“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论文研究分析了我国当前某些社会公共政策价值导向出现的偏差，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它们既是社会思想道德建设赖以开展的基本社会条件，又对社会公众的道德观念产生直接的现实影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应当以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化解我国社会面临的道德风险，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治理。
　　论文研究认为，我国某些社会公共政策面临严峻的道德风险，应当重视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影响。其中，这些风险突出的表现在于：社会公共政策对道德风气产生直接的影响。从社会道德风气的历史成因来看，社会公共政策与社会道德风气密切关联，社会政治活动与社会道德风气存在着统一性，政策法规是社会道德风气历史生成的结果，社会公共政策又对社会道德风气具有规范、导引作用。从经济政策、民主政治、文化政策等方面增强公共政策对社会道德的导向作用，矫治不良的社会道德现象，以社会公共政策促进社会道德风气的淳化，这是当前进行社会道德治理的重要举措。
　　论文从理论层面阐述了社会公共政策内在的包涵着道德价值。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特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在于集中体现社会公共利益；二是社会公共政策着力点在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三是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伦理分析在于规避政策异化。从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功能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社会公共政策可以使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具体化；二是社会公共政策具有社会调节器功能；三是社会公共政策以社会价值为导向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公共政策在社会道德建设中的积极、正向作用。同时，论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借鉴国内外社会公共政策对社会道德影响的经验。以新中国为研究对象，论文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政策法规对社会道德的影响。虽然在新中国时期，社会公共政策作为历史的产物，仅仅在改革开放后20世纪90年代出现，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法规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新中国政策科学的重要经验。从新加坡和美国两国经验分析，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捍卫和弘扬“共同价值观”，把价值观建设列为国家发展目标，并将其作为一种预防机制贯穿于可知和可达致的社会公共政策之中，推动社会道德建设，以回应社会发展面临的抉择和威胁,这是新加坡社会公共政策道德治理的重要经验。论文以美国为例，探究了遗产税这一具体社会公共政策在调节社会利益分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道德功能。论文通过两国实证性分析认为，社会道德与公共政策之善的契合性是社会道德治理的刚性引擎，也为社会公共政策之善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具有一定启示。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度性支撑，可以推进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有效建构。
　　论文分析认为，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转换，通过后现代公共政策伦理分析，以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导向，是社会公共政策科学决策的基石。当前，我国社会公共政策过程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公共政策的全过程。加强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评估，有利于防止社会公共政策面临的道德风险，可以有效保障和促进社会道德建设。论文以社会道德评价为逻辑起点，分析了我国社会公共政策道德评估所具有的三个维度：一是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符合我国实际基本道德理念或原则，即公平正义、尊重劳动与劳动者、诚实守信、人道仁爱、维护生态平衡等；二是社会公共政策道德评估应当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利益兼顾、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准；三是从制度伦理层面，应当加强社会公共政策道德评估的制度建设。
　　制度伦理是建立公共政策道德评估的内在要求，而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机制问题研究则具有实践指导作用。论文分析认为，通过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评估，可以充分探究和挖掘社会公共政策内在的道德资源，并依据其内在包含的道德价值及其规律性，建立社会公共政策道德评估的组织运作机制，对于推动社会道德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当代中国，做好社会公共政策道德评价机制的建构，有利于将市场经济的道德实践经验提升到社会的道德理论高度，使社会公共政策的道德价值具有普遍性和明晰性。通过“自下而上”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群众评价、社会评价，与“自上而下”公共政策决策者的自我评价相结合，切实做好提议机制、组织机制和处理机制三个环节实践层面的操作和规范，是我国社会公共政策道德评估机制建构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