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再配置是指企业将获得的部分银行信贷通过商业信用渠道,以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形式将信贷资金转移给其他厂商,从而完成资源再配置的过程。据最新的iFinD数据显示,2018年Q2中国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余额规模达4.86万亿元,而2010年应收账款余额规模仅1.26万亿元,增长了近3倍。以商业信用为代表的非正规融资渠道和银行信贷正规融资渠道相辅相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中国当下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渠道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是否依然存在;由于我国二元所有制结构,该效应又是否表现出微观主体产权性质的差异性;货币政策和金融发展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企业微观主体产权性质的差异,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路径、细化各省份相对差异化的货币政策调控线条,多措并举强化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整体上降低全社会资金成本,提高资本要素在微观个体间再平衡效率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的一般理论,比较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两者的关系,发现新常态下中国A股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依然存在。进一步从商业信用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定性分析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的成因以及影响因素,发现产权性质、货币政策和金融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随后,本文在非平衡面板的基础之上,以200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的存在性及其演变逻辑,研究了货币政策、金融发展影响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的方向及其机制,并结合企业微观特性,从产权性质这个角度,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一、新常态下,中国A股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依然存在,且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呈现出更高的商业信用再配置水平。二、宽松货币政策整体上会强化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且宽松货币政策对上市公司以获得的短期银行信贷来进行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上市公司以长期银行信贷来进行再配置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三、相对于民营企业,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但两者差异有限。四、金融发展整体上会弱化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再配置效应,且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以获得的短期银行信贷来进行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的弱化幅度更为明显,而对上市公司以长期银行信贷来进行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几乎毫无作用。最后本文将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概括总结,不仅为理解新常态下微观主体财务行为决策及其政策协调性、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财务决策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动性及其政策联动性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而且一定程度上为理解并提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关于产权性质、地区金融发展方面的异质性微观调整路径提供些许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