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至今,仅仅只有短短30余年的发展历史,虽然在这期间资本市场发展非常迅速,但仍然存在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因而相较国外发达资本市场,我国的各项制度都不够完善。在上市严而退市松的制度特点下,本应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的证券市场上,却残留着许多常年亏损的“不死鸟”企业,这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的秩序。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市场上的“僵尸企业”,实现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我国从2012年开始对退市制度实施了多次重大改革,并借鉴欧美等成熟市场的退市机制,逐步形成了包含财务类、重大违法违规类以及交易类等多重指标的退市制度体系。然而,从退市制度的实施效果来看,其在实际落地执行的过程中并未发挥良好的作用,无论是每年的退市率还是发展历程中的平均退市率,都与国外资本市场相去甚远。2019年底,耗时五年的新证券法终于通过审议并定于2020年正式实施,这意味着我国即将全面推行注册制,开启“宽进”证券市场的时代。为了积极响应注册制的施行,我国监管机构于2020年对退市制度展开了深入改革,不仅优化了相关退市指标,而且精简了退市程序。在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新退市制度的出台,以案例分析的方式,通过对亏损多年的ST沈机的两次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新旧退市制度的指标变化,探讨退市新规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具体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公司内部经营、会计准则和退市制度提出建议。本文首先梳理了关于盈余管理、退市制度、盈余管理与退市制度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介绍了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即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随后本文通过分析ST沈机所处行业背景、公司股权结构和财务状况,了解到ST沈机由于行业发展低迷和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不足等原因,面临严重的经营危机,并由此初步判断公司存在操纵盈余的可能。而后利用经验识别法和琼斯模型进一步检验得出ST沈机在2017年和2020年均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操纵程度有所不同。在对公司基本情况进行必要说明后,本文进入案例分析部分。在这一部分,本文首先剖析了ST沈机两次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高管薪酬动机、保壳动机、稳定股价动机和融资动机。其次利用ST沈机公开披露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分析其盈余管理的具体手段,包括资产处置、政府补助、资产减值、降低酌量性费用和债务重组等。最后结合我国在2020年出台的新退市制度,深入探讨了其对ST沈机盈余管理手段、动机和目标的影响。在进行上述分析后,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本文对盈余管理的动机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发现保壳动机更容易带来盈余管理。第二,ST沈机的两次盈余管理行为均以真实盈余管理为主,且主要依赖于利用政府补助、债务重组等非经常性项目进行盈余管理,但也开始利用营业收入进行盈余管理。第三,新退市制度对ST沈机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促使公司转变了真实盈余管理的途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的强烈程度。此外,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组合指标使ST沈机的盈余管理目标发生了改变,但其余指标均未发挥预期的效果。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在注册制全面推行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不断完善退市制度,以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并将有限的市场资源配置给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企业。因此,本文通过分析ST沈机两次盈余管理行为和新退市制度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具体影响,一方面可以给投资者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供一定的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监管机构针对退市制度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改善,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