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生态环境也付出了相应的沉重代价。环境问题的日渐严重,致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回应公众对于环境侵害纠纷的司法救济的法律需求,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实际民生发展状况,纷纷设立专门的环境纠纷审判组织,即环保法庭(或环保审判庭等),受理了一些对当地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环境侵害纠纷案件,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以及司法成果。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尤其在进入到现代社会后,产业结构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推进,环境危机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面临的主要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基于市场机制自治的不足,国家应当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国家环境管理权的扩展,国家需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积极主动地对经济个体的自由意志加以干涉,对与他们行为相关的环境行为进行干预。与加强行政权相适应,司法权也应当相应扩大,以保障司法审查行政行为原则的贯彻和监督政府的职责行为。这就要求法院采取积极司法的思维模式来实现法院的社会责任。经过较长时期的理论研讨和试点实践,我国环境法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在我国应坚持走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道路,建立专门的环境审判组织,实现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我国环境司法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趋势。随着环保法庭的发展和壮大,我国在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道路上仍然遭遇了很多困难和挑战。由于环境纠纷自身的特殊性及复杂性,传统司法救济的解决方式及诉讼程序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人们对环境司法救济的现实需求。理论基础薄弱、诉讼机制缺失、审判专业化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其中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制度建设不完备问题,是我国环保法庭发展过程中面临众多难题的根源。因此,只有完善环保法庭的制度设计,建立专门的环境诉讼机制体系,才能真正促进环保法庭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