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智慧,在探讨音乐起源、本质、功能等问题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乐记》在思想上受先秦儒家、道家、《易传》的影响较大,其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必然也对它们有所继承。《乐记》成书于西汉初期,这时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已现雏形,有了对礼乐教化的内在需要,而且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即位的这段时间里思想领域尚未形成“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态势。这决定了《乐记》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同时又能兼采先秦各家之所长。《乐记》的认识论强调人是认识的主体,提出了“生于人心”的认识主体论和以先王明圣之情性制定礼乐的观点;对于认识客体,《乐记》认为主要包括“人性天理”、“天地之道”和“先王之道”。而且,人的认识受客观事物的制约,表现为“人心之感于物也”的受动性;人的认识又能反作用于客观事物,表现为“礼乐明备,天地官矣”的能动性。不难发现,《乐记》的认识论在物质与意识关系上是唯物的,具有朴素唯物论色彩;同时,《乐记》的许多观点最终都指向了道德,强调道德教化的认识功能,具有道德认识论特征。在思维方式上,《乐记》吸收了老子、《易传》中的辩证法,其辩证思维主要体现在对“礼、乐”、“动、静”的辩证关系以及“声、音、乐”与韵律的辩证关系论述中。《乐记》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另外两个特征,即系统思维和直觉思维,强调用系统的、整体的视角来剖析音乐和治理之道,依靠直觉得出关于音乐、治理等事物本质的结论。另外,《乐记》也善用类比思维,将“天地之道”与“礼乐之道”、“声音之道”与“为政之道”进行类比,从“天地之道”、“声音之道”中推出“礼乐之道”、“为政之道”。概言之,《乐记》思维方式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强调天人合一、重视直观体悟、注重辩证实用。《乐记》的理论基础受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其认识论与思维方式自然也就深深的打上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烙印。《乐记》的认识论与思维方式还具有神秘化色彩的直观体悟性、“唯君子为能知乐”的唯心史观、认识的发生过程缺乏科学论证、“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弊端等理论方面的局限性。在当代社会,《乐记》的认识论与思维方式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有效利用音乐的道德教化功能、理性逻辑与直观体悟相结合、用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相补充进行国家治理都提供了合理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应当批判性地对待《乐记》的认识论与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