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考察一项由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作用于异质群体的“发展”实践，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知识范畴内探讨国家及其结构性行为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角色。　　驯鹿鄂温克人是中国森林游猎民族当中的一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借助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环境保护、文化多元主义、旅游等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社会力量和话语深刻地改变了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世界。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围绕人、驯鹿、传统文化这三项基础性文化要素展开的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是以人的定居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过程，加深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与依赖关系，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福利的增长;二是以驯鹿为中心的文化重建过程，结果是森林放养驯鹿这一“旧石器时代”的生产方式被塑造成为一种现代模式，一个“真正的”与“典型的”群体身份——敖鲁古雅驯鹿鄂温克人被建构出来。　　作者认为，驯鹿鄂温克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国家为改善其生存状况而开展的一项长期性的现代化实践，也是当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是国家以“发展”的名义对现代性和传统性的追求。无论是对现代性还是对传统性的追求都是民族国家显示政权优越性和赢取权威性的方式。驯鹿鄂温克人在与国家的互动当中，将他们的文化(传统)从森林游猎文化重新整理和定义成为在中国“独一无二”的使鹿文化，延续甚至强化了他们的传统性/民族性，形成了新的“特殊性”。而国家正是借助这种“特殊性”将驯鹿鄂温克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从产品生产，转变成为一种通过对符号和情境赋予象征意义而进行的可参观性生产。　　从一般意义上总结，驯鹿鄂温克人的“发展”故事表明:第一、与现代性一样，特殊性(包括传统性与民族性)是民族国家优越性与权威性的象征，异质群体能通过协商这种特殊性在与国家的互动中取得优势。第二、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福利增长的过程，同样也是文化(传统)重构和意义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特定社会结构的调节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