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世纪初,科学知识生产的综合化趋势增强,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现象逐渐凸现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门学科已经不足以解决综合复杂的现实问题,同时,在“走出象牙塔”的背景中,大学面对社会现实问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所以跨学科研究在大学中日益增多,形成了相应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等组织形态,并且随着科学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与现实需求的增强,大学跨学科研究在知识创新、追求真理、问题解决以及人才培养上的驱动力增大。但是,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却面临重重矛盾,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大学跨学科研究并没有像外部力量所期望的那样获得很大的成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的阻力与冲突是什么,大学如何进行调和,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原生点。 学科根本上是一种知识体系,跨学科研究以两门或者两门以上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来开展科学研究,根据学科之间不同融合程度,具有多学科、群学科、交叉学科以及超学科等不同形式。同时,跨学科研究存在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认识论差异,在这种分歧中跨学科体现了一种历史实践性转向,跨学科研究根本上是一种行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研究以学科文化与组织作为视阈,对学科文化与组织实践层面的阻力与冲突进行了认识与分析,探讨了消解这些阻力与冲突的可能途径,以促进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学科文化包括了学科价值、学科方法论、学科语言、学科的学术风格以及学科认同等基本要素,研究考察了跨学科研究在学科文化基本要素上所面对的差异与冲突,对跨学科研究中学科间不同的交叉机制与类型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案例揭示相关学科在边界开放性、学科移植度等方面的性质差异及其关系规律,指出跨学科研究必须开放学科边界,寻求统一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建立学科间的平等与信任关系,构架“共同认知参照框架”,并创设跨学科研究的环境,走向学科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学科组织是大学中的基本组织,具有学科知识边界性与科层结构特征,跨学科研究在学科组织目标、学科组织结构、学科组织权力以及学科成员角色与身份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与冲突。同时,跨学科研究组织具有不同的基本类型及其特征,其矩阵组织结构在大学科层官僚结构下获得建构,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契合点,形成跨学科研究的相应管理体制,而主任(所长)负责制、参与式管理方式以及共享型领导模式等是跨学科研究组织内部管理的主要几种方式。研究认为,跨学科研究组织必须致力于形成共同的组织目标；在组织结构上既要开放组织边界,增强流动性,又要适应大学科层结构的背景,实现跨学科组织的重点化,将跨学科研究组织置于校一级水平进行管理,将矩阵结构与科层官僚结构有效结合起来；在组织权力上诉求于学科文化的对话框架,通过学术委员会治理方式进行消解学术权力的冲突,并强化跨学科研究组织上级协调组织的官僚权力配置,建立执行委员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等进行相应的治理来消解行政权力的冲突；成员角色与身份需要一个自我调适与外部环境调适的过程。研究选取了加州大学、东京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作为个案进行了深入分析,较好地印证了上述几个层面的阻力冲突与协调途径。在组织层面的阻力与冲突中,利益冲突在跨学科研究中非常突出。由于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大学内部经费配置、外部经费资助、师资配置以及设备实施配置等均以学科为中心,资源主要流向学院、学系等学科组织,跨学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性也影响了资源的获得。研究认为,大学以及资助机构可以通过独立预算制度、种子资金制度等确保跨学科研究的经费投入,形成相应的矩阵资助体系,在师资配置上建立共同聘任制度,在设备设施方面可以建立成本补偿机制。评价对于资源配置具有导向性作用,在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评价中,关键是要改造以学科为中心的同行评议,对同行评议在评价的标准与原则、方法、程序以及相关的评价体制上进行改造。 研究沿着两条基本线路展开,一是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形而上问题,在学科文化层面上探讨障碍与冲突,二是大学跨学科研究的形而下问题,在组织结构与管理、资源配置以及评价中存在的阻力冲突以及消解途径。在跨学科研究中,学科文化层面的差异与冲突很难消解,须要深刻认识与把握；在组织实践层面上,当前大学主要是在组织结构上进行再造,在制度上进行建构却很少,跨学科研究阻力与冲突的消解需要走向制度化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