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认了金融混业经营的法律地位以来,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的融合、渗透愈演愈烈,金融混业经营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在我国,随着金融业入世过渡期的全部结束以及综合经营逐步放开,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的严格分业经营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作为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中产寿险公司相互渗透的现象层出不穷,保险公司普遍以集团或控股的形式涉足保险的各类业务,金融综合经营初见雏形。我国保险公司在金融综合经营的大潮中表现积极,有其内在的原因。近年来,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保费收入不断获得突破。但是,由于受到保险经营管理水平、营销模式及以市场份额为导向的发展思想的影响,保险公司经营存在高增长与高消耗并存、高市场份额与低效益并存的困境,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仍然没有改变。保险公司投资效益不理想,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现象大量存在,不利于保险公司乃至整个保险业的做强做大。而与此同时,国外保险公司却通过混业经营的模式取得高增长与高收益的骄人业绩。内资保险公司希望以综合经营试点为契机,通过建立复合、有效的组织制度模式以走出目前令人尴尬的局面,从而提升自身的经营效率和综合竞争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国保险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保险业组织制度的供求失衡。一方面,面对外资强大的资本、技术及组织优势的压力,国内保险公司希望通过组织制度变革优化组织结构和业务模式,提高人均效益,增强公司的竞争力。而这种需求则表现为迫切希望国家放开综合经营,以实现兼营保险产寿险乃至保险以外的其它金融行业。显然,这种需求在目前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还未完善、发展方式尚未完全明朗的情况下还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已提出综合经营试点,但制度供给包括相关法律制度等制度建设还远远不足,政策及操作方式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而,从我国政府的现有制度供给及保险业内企业强烈的制度需求来看,制度供给明显不足,保险业组织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保险组织制度非均衡促使保险公司通过组织创新进行局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最终实现往往是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国内金融保险体制改革同样如此。一方面,伴随着WTO的国内外金融融合及国际金融综合经营的潮流对我国金融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更直观的是外资保险企业的强大实力对国内保险公司的发展产生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国家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同样强调经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通过其制度供给主导的优势,逐步推进金融综合经营进程。在这种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契合了金融企业包括保险公司对综合经营的需要与我国坚持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金融体制,很大程度上推动保险组织制度实现新的均衡。与此相对应,保险公司通过重组、蜕变等方式建立的保险控股公司模式成为我国保险业组织制度实现新均衡的有效途径,但并非保险业综合经营的唯一路径。保险控股公司之所以受到推崇,从自身的角度来看能够更有效的配置资源,有利于风险管控和产品、服务创新,同时还有利于获得尽可能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保险控股公司的优势体现在政府监管、保险公司本身、保险市场及消费者等四个方面的交易费用都大大的节省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保险控股公司的设立使得资源配置、产品布局、组织设立、信息处理等方面都得以改善,可以达到预期收益大于与其成本的效果。虽然保险控股公司是保险公司进行综合经营的有效路径,金融制度变迁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它不仅受以往制度约束,还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一套制度的建立以至正常地运转还需要一套系统的内外制度配套。具体而言,宏观方面需要国家法律政策、监管、金融环境建设等相关配套;微观方面需要法人治理、内控机制、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制度配套。通过对保险业综合经营和保险控股公司相关问题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保险业处于制度非均衡状态,保险控股公司是我国保险业组织制度实现新均衡的有效途径,但并非保险业综合经营的唯一路径。(2)保险控股公司模式有利于保险公司节省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3)金融业综合经营虽然是未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主流方向,但并非所有保险公司都具备改组成保险控股公司模式的条件,其中资本实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是最大约束。(4)现有保险公司应在处理好发展战略、法人治理结构、内控机制、风险管理及信息化建设等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保险控股公司的作用,提高经营效率,并最终提升综合竞争力。(5)金融制度变迁是由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但诱致性制度变迁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及国家与众多金融机构利益一致的特殊国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