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人为避免债权让与给自己带来不利,可能与债权人约定债权不得让与,这样就产生了禁止债权让与特约,即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特殊约定禁止或者限制债权的转让。由于我国《合同法》第79条第2项虽然规定了禁止债权让与特约却未明确其效力,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的效力概况、各种效力理论,最终确定我国法中应当区分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适用不同效力。第一部分就禁止特约在我国法中当前的效力状况展开论述,包括立法层面、司法实践、理论学说以及保理实务的一些观点。现行立法中,《合同法》第79条第2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倾向于承认禁止债权让与特约的外部效力,导致债权让与无效,本文中称为绝对效力。但从立法历程看,立法者也曾经考虑过对抗效力,即增加禁止债权让与特约不得对抗善意受让人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以绝对效力最为常见,极少部分裁判会适用对抗效力。理论学界则普遍支持对抗效力,认为对抗效力可以兼顾各项利益。保理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明确提出了对抗效力,还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法院的观点中,主张适用相对效力,使得债权让与只是相对于债务人无效。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绝对效力,分析为绝对效力提供理论依据的“权利内容说”,以及与禁止物权让与约定的效力区别;从债权的性质、意思自治原则和债务人保护等方面论证绝对效力的正当性;反思绝对效力存在的过度保护债务人、限制债权流通性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主张《合同法》第79条第2项的绝对效力应当限缩适用范围。第三部分围绕绝对效力之外的对抗效力、相对效力和债法效力展开。对抗效力中,讨论受让人善意的认定是否要求无过失、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受让人恶意时物权效力说和债权效力的争议等问题。比较法上,德国法学说基于《德国民法典》第135条主张相对效力,还有与相对效力类似的《德国商法典》第354a条和修改后《日本民法典》第466条等效力模式,但相对效力会造成债权所有状态的分裂,因而不应考虑在我国法中的适用。债法效力不承认禁止特约的外部效力,只认可其内部效力,符合各方当事人利益和合同相对性原则,更利于债权的顺利流转。第四部分讨论我国法中禁止债权让与特约的效力选择,本文认可的做法是区分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适用不同效力。各种效力侧重保护利益不同,加之金钱债权和非金钱债权属性不同,金钱债权具有更强的流通性和财产权属性,区分适用不同效力有其必要性。《合同法》第79条第2项应解释为绝对效力,但其适用范围需要相应的限缩。保理涉及到金钱债权让与,依据国际立法趋势和各种效力分析,可以看出适用债法效力更加适当。至于非金钱债权,为兼顾债务人和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应选择对抗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