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居民消费增长持续低迷，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不断下滑，居民消费行为发生深刻变化，以至于1990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的历史“拐点”之一。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消费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但我国居民消费率却没有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普遍下滑的背景下依然能够一枝独秀，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但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使得拉动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与出口“三驾马车”不能并驾齐驱，消费这驾马车“有劲使不上”。再者，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竞争力的生产激励消失。长期的消费不足使得投资的高增长缺乏持续的基础，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长期使劲的投资马车开始“力不从心”。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迫在眉睫，为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包括直接鼓励消费者支出以及间接保障消费预期等刺激消费的政策，但消费一直是“启而未动”，消费不足已然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难题。
　　在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商品经济下，消费既受制于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发展水平与文明习惯等，反过来又影响着国计民生、生产投资、社会经济运行。消费的重要地位和其在实践中的问题既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最大热点，也是古今中外研究学者与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这也决定了关于消费的研究纵贯历史各个阶段，横跨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既有理论演化，又有方法论证。研究视角上有基于消费行为研究个体消费决策过程以及个体消费影响因素的，也有基于市场角度从营销理念演变研究消费的，而古典经济学的马歇尔剪刀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瓦尔拉斯均衡则在经济范畴的消费研究方面占据着主要地位，本质上反映的是效用、价格和禀赋决定了人们的消费行为，侧重于个体消费研究。凯恩斯(Keynes，1936)在宏观经济领域研究消费问题一直被看做消费函数的开创性的研究，自此消费函数便成为研究消费行为的一个强有力武器，对消费函数理论的研究同样进行得如火如荼。消费函数主要反映消费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某种函数关系，有基于微观视角研究的个人消费与其影响因素的某种量上相关关系的消费函数，又有基于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的家庭支出与收入的量化关系与因素分析，还有宏观角度的将整个国家（或地区）作为考察对象，研究社会总消费与社会总收入之间相关关系的消费函数。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互联网的快速拓展，互联网产业、虚拟金融业、现代物流业实现了快速融合，改变了宏观与微观消费环境和传统的消费方式，改变了影响个体消费决策与总体消费支出的因素，也赋予了消费函数新的内涵，使得消费行为研究在众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下变得扑朔迷离。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系统性市场崩溃风险尽管远去，但对消费者的影响确是深远的，如预期收入更加不稳定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通胀下节制生活成本，消费结构改变等。人们还未来得及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做出反应，2013年的“余额宝”的出现让互联网金融概念一夜风靡，被解读为入侵银行业的先锋部队，冲击了金融市场、改变了影响消费的流动约束。自2009年开始的“双十一”如同投入平静消费环境的一枚炸弹，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购物浪潮，让消费者行为研究假定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徘徊。在新经济常态下调整结构，重视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的政策激励，也让一直处于生产主权附属地位的消费主权得以重见天日，学者们对消费相关理论与经验验证的研究铺天盖地袭来。迎着消费研究的这股东风，本文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为契机，结合经济融合的发展趋势，在已有的关于融合经济、消费行为和消费函数的研究文献基础上，按照网络环境下消费实现的逻辑顺序分别从互联网与零售商融合、互联网与交通基础设施融合，互联网与金融融合三个角度研究其影响消费的机理。同时辅以我国31省市区的统计面板数据，在主流消费函数理论基础上构建经济模型，从纵向分段，横向分区两方面分别实证分析“互联网+零售商”、“互联网+交通基础设施”和“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八个章节，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围绕研究主题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提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三章阐述本文研究相关的理论与研究基础。第四章是“互联网+”影响消费的理论机理。在此理论基础上，根据消费实现的逻辑顺序关系在第五章运用VAR模型对“互联网+零售商”如何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做以实证分析。在量化融合程度上因为指标的选择和数据获取问题，选择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和电子商务企业数量间接反映二者的融合状况，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短期效应和长期预测分析发现电子商务交易额和电子商务企业数量对居民消费支出短期均存在显著性正向作用。电子商务交易额和电子商务企业数量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短期呈现负向影响，但长期来看，电子商务交易额和电子商务企业数量对社会上消费品零售额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第六章从两个维度运用混合回归方法做“互联网+交通基础设施”对总体消费影响的计量分析，一是根据时间纵向分段分析，二是根据地区横向分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后一阶段(2008-2013)互联网发展指标与交通设施指标的交叉融合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相对上一阶段大幅上升，充分体现了融合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东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交通基础设施”的交叉项（互联网普及率与铁路和公里货运量的乘积项）系数分别为0.099，0.0883和0.1783，说明了“互联网+交通基础设施”在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第七章从三个维度运用混合回归方法做“互联网+金融”对消费影响的计量分析，一是根据时间纵向分段分析，二是根据地区横向分区分析，另一个是区分城市和农村，分别考察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对消费的影响。分阶段实证结果显示2010年后影响系数为0.863大于2010年以前的0.786，反映了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影响系数为0.0845，高于中西部地区。城乡实证结果说明在城镇的影响系数为0.0812大于农村的0.064，这一方面源于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形成了互联网与金融融合的障碍，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农村消费信贷条件较差，形成了消费约束，限制了消费支出。第八章总结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并提出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