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见证了普通法上持久和影响深远的变动:“以暴力和武器的”侵害之诉和“个案”侵害之诉这两类诉讼形式相继产生、发展并初步确立。侵害诉讼的兴起不惟对普通债法,而且对普通法的整体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这一阶段英国法的重心从地方司法转移到王室普通法,而普通法在新型事项管辖方面所展现的开放性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自多元的、间或呈现不合理形态的途径转为统一的、以独立诉讼形式为表现形式的开放途径,而这基本都落实在两类侵害诉讼的发展中:13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王室司法地方化中的控诉诉讼,和令状诉讼范畴内“以暴力和武器的”侵害之诉中的“拟制”和“转借”,这些不同层次和形态的开放途径在14世纪中叶前后终于转到普通法上极重要的“个案”侵害之诉这一统一途径,且因个案侵害之诉开放途径所具有的规整作用,在14世纪末发展出了早期普通契约法上具有统一的事项基础的“他承诺了”之诉。可以说,13、14世纪侵害诉讼的发展史展现了普通法开放性的变动。　　以经典案例开始的路数,尤其适合侵害诉讼早期史的研究。王室法庭中的一些案例就反映出当时英国法所面临的问题,并预示出其未来走向。其典型者就是1348年“亨伯河摆渡案”,该案涉及这段时期最为关键的事件:王室司法的扩张和地方司法的衰落,控诉诉讼的灵活与令状诉讼的限制,“以暴力和武器的”侵害之诉的滥用和“个案”侵害之诉的萌芽,“个案”侵害之诉的确立与“他承诺了”之诉的分立。这几组事项之间的彼此关系和各自走向,是13、14世纪英国法发展的重心。对此,正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13、14世纪,英国法的整体运作机制经历了重要变动,这种变动体现在不同层面:地方司法体系与王室司法体系之间存在管辖事项上和数额上的划分,限制了侵害诉讼自地方上移到王室法庭,影响未来王室法庭中诉讼形式发展的形念;而在王室司法体系内部,首先存在控诉诉讼与令状诉讼之别,控诉诉讼在令状诉讼的发展受到较大限制之际产生于王室司法地方化过程中,比令状诉讼更为灵活,影响了14世纪时个案侵害之诉的产生;其次在令状诉讼形式内部,令状的基本分类、新型令状的创设机制受到政治形势的外在影响,有较明显的变化;最后在实践中和学理上,不同的诉讼形式类别共同规定了其后新型诉讼的外观和侵害属性。　　其二,在普通法内部,“以暴力和武器的”侵害之诉的起源、名称和令状要件都展现了该诉讼形式的概括性特征,有利于将新型事项纳入其中。起源上,该诉与中央政权对地方豪强的司法管控密切相关,但该诉亦因其令状文本的概括性而广泛适用于一般民众,间接扩展了普通法管辖范围;名称上,法律领域中“侵害”的含义及其指向被不断扩展,一方面使得既有的诉讼形式的某些方面被统一到侵害名目下,另一方面则规定了不断出现的新型事项的侵害性质;要件上,“以暴力和武器”和“违反和平”具有概括性,“拟制”较为常见,不同的“转借”情形也有出现。这些扭曲事实或常识的方式是具体诉讼形式自身保持开放性的途径。　　其三,14世纪中后期出现的“个案”侵害之诉是普通法的一大发展。13世纪中叶,王权受到限制、恩赐令状衰落,普通法趋向平缓发展。“个案”理由自出现在王室法庭,到与侵害诉讼相结合、成为新型诉讼形式确立的唯一关键理由,经历了长期、渐进的过程,其间“个案”理由是针对所有既存诉讼形式,但14世纪中后期附着于个案侵害之诉。一系列的案例表明,抽象的正义观念、原则和具体的王国习惯是支撑早期“个案”理由成立的依据,个案侵害之诉既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源于成文法授权,也非如当代主流观点所认为,是以“特别的令状格式”为发展的主要脉络。　　其四,“个案”侵害之诉一旦成为普通法的关键性开放途径,各类新型行为事项就通过该诉以“侵害”为诉因进入王室法庭,有的在其后逐渐发展出独立的诉因行为事项,形成具体诉讼形式而从个案侵害之诉中分化出去。这些诉讼形式既受惠于个案侵害之诉的开放途径,在诉因事项、程序和救济等方面又受到其规整与制约。在14世纪末之前,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普通契约法上的“他承诺了”之诉。“他承诺了”之诉从“个案侵害之诉”中分离也是渐进的过程,14世纪的下半叶见证了“承诺”如何逐渐取代“过失”的诉因行为事项的地位而统一“他承诺了”之诉。这也标志着普通债法领域的外在界线已基本划定。　　描述13、14世纪的这段历史,“普通法的开放性”是不错的视角和线索。选择这种视角有利于选取和汇总合适的对象材料,进而较为全面地描述普通法运作机制史和侵害诉讼早期史,既不固守立法主导法律进化的传统史观,又不轻视早期法律智识的真正发展,从而得出接近史实的普通法发展史观。这种视角和史观对现代英法史研究基本流派有所扬弃,并在材料的使用上有较明显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