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局部执政党。为了支持抗战,把广大的农村建设成巩固的后方基地,并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实验场,各根据地担负起了“抗日和社会改革”的双重任务。本文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农村社会重建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而探讨了中共改造农村的执政经验。第一章作为背景介绍,简述了晋西北农村的社会概况及根据地的创建,介绍了该根据地的地理、社会环境以及日本、中共两种力量的介入,进而提出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双重目标:抗日和社会改革。第二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探讨了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农村社会重建的历史。从对农村区域政治重构来看,农村建立了新的村政权,传统的乡绅和神权趋于没落,基层群众成为主要的管理者,农民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潜在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与新政权相配合的新型基层组织以农会为中心,将乡村大多数群众吸纳在内,逐渐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关系网络,推动了农村社会化的进程。从农村经济关系的嬗变来看,减租减息等相关政策的实行及合作化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引发了农村经济关系的嬗变。乡村主要的生产资源——土地,开始从地主流向贫、中农手中,各阶层人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乡村阶层结构呈现出两极(地主富农、贫雇农)逐步缩小,中间阶层(中农)逐步扩大的发展趋向。从文化网络的变革来看,新民主主义教育和文化的大力普及,不只是从文字上为农民扫盲,而且还将抗日爱国的精神、民族意识及中共的意识形态逐渐植入了农民心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农村的现代化历史走向。第三章在揭示根据地农村社会重建的深远历史意义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总结了中共重建农村的执政经验。其一,通过与乡村建设派的农村改良理论比较看中共对农村建设的独到和深刻认识;其二,通过与蒋介石政府的农村政策比较看中共改造农村的实践经验;其三,通过“史”与“今”的比较看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