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罗明坚的《大学》拉丁文译本在16世纪的欧洲出版以来,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期间,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的各种译本不时出现,从最初的天主教传教士汉学家的拉丁文译本,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汉学家译本,再到专业汉学家的译本,绵延至今,不绝如缕。明季以来所开启的儒教和基督教的这种大规模实质性的碰撞和对话,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自此,以《四书》为载体的儒家思想开始为西人所了解、借鉴和利用。在众多的译本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拉丁文译本和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理雅各的英译本。前者,作为利玛窦适应政策的巅峰之作,是十几位在华著名欧洲耶稣会士和若干位中国合作者的集体结晶,对欧洲之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都产生了影响；后者,作为学术型译本之典范,客观上为儒家思想的西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儒学西传之路上,其它译本也有过一定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淹没于历史的风尘之中。作为英语世界首部《四书》全译本-"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由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在马六甲于1825-1826年间完成,1828年由Mission Press出版,标志着西方世界没有《四书》英文全译本的历史终结。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史的角度看,柯大卫的《四书》英译从某种程度上开启了理雅各中国经典的英译,使理雅各避免了他所犯的错误,把儒家思想传播到了西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爱默生、梭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时至今日,这部“过渡型”译本并没得到很好地研究。本文拟采用跨文化视角,对柯大卫及其《四书》译本作为海外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予以全面研究,即译者与译本相结合,在历史语境下多角度对柯氏《四书》译本进行研究,并给予较为合理的评价。第一章为绪论,简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缘起与学术价值,回顾《四书》西译的历程,考察柯大卫译本的研究现状与不足,交代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柯大卫传略,主要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会档案、苏格兰人民中心老教区档案等相关资料为依据,遵循史学研究的实证-文献学方法,围绕柯大卫生平、事工、教学、著述、后人评价等内容进行爬梳、考证,力图再现这位新教传教士的“庐山真面目”及还原当时他在马六甲活动之状况。第三章是译本导论部分,主要从文内、文外两个方面对柯大卫翻译所用底本进行考证,认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应为其翻译《四书》时所用的底本；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考察其译本的大致成书时间、出版经过及中国先生在其成书过程中的作用；总结柯氏译本及其他传教士译本的结构特点,并指出各译本的结构特点与翻译动机密切相关。第四章为副文本概述,首先对柯氏译本的前言、孔孟传部分从内容上给予梳理、总结归纳,从中可以了解到柯氏翻译《四书》的历程、动机、目的及对《四书》内容的看法和对孔孟的认识与评价,然后把柯本的600多个脚注分为两部分,分门别类给予总结归纳,从中可以领略柯氏两种注释的不同作用：前一类型的注释主要以辅助了解文意为宗旨,后一类则主要是“鸠占鹊巢,抑儒扬耶”以达其传播福音、皈依华裔学生之目的。第五章是文本研究,为本文主干,研究文本翻译情况,共两节内容。第一节专门谈柯氏的翻译方法,主要包括音译、直译、意译、增译,体现了柯氏的灵活翻译策略。第二节是对译文的整体分析：首先,运用中西方传统译论中“忠实传意”与“风格再现”的翻译理论,通过取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篇里的大量例证对柯氏译本进行文内分析,以探讨其是否忠实传达原意以及译文特色。次之,就柯译本中的一些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强烈基督教意识形态,从阐释学和基督教中心观的视角给予解读,对柯氏由“前理解”所导致的理解偏差给予一定的理解,对其“唯我独尊”的基督教中心主义思想给予批判。第六章为译本影响研究,用文献学的方法,分析柯氏译本与英美汉学家理雅各、卫三畏及超验主义代表人物爱默生、梭罗之关系,认为儒家思想关于人性、美德、道德修养等思想在爱默生、梭罗那里获得了很好的解读和运用,使超验主义更具有人文精神和现实意义。超验主义与儒家思想在19世纪上半期发生的这种碰撞,既满足了超验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亦彰显了儒家思想的文化价值和魅力。最后一章为结论,主要从“首次全译功不可没”、“译注结合忠实达意”、“借助评语抑儒扬耶”、“直意结合句法灵活”、“准备不足遗憾颇多”五个方面对柯氏译本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