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定型时期,也是一个真正在精神上普遍觉醒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子是那个时代思想界的翘楚。由上博简儒家类文献可以看出,简文所载先秦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诗》学、为政、人性、古史这四个命题上。孔子论《诗》,其选诗的标准是“可施于礼义”。上博简《孔子诗论》以“以色喻于礼”一言以蔽之,发挥的正是孔子诗意礼学的《论》诗主旨。“《鹊巢》之归”,表明孔子的婚姻观是赞成男女婚恋应在礼的范围内,依礼结合的婚姻才能达到幸福美满的境界。“《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表明孔子对于西周农事祭礼的肯定。“《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隐喻“郑伯克段”史事,揭示出孔子关于维护传统孝悌观念的呼吁。“《绿衣》之思”重在思家国、思社稷,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观念尤为孔子所称道。“《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表明孔子重在斥责谗人的危害言论,而非周王的讽谏,反映了其尊王思想中对于君臣父子之道的维护。“乐无隐情”总括孔子音乐思想,诠释了音乐既是真情的体现,更是人格精神的阐扬。“为政以德”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精华与核心。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篇中孔子提出的慎罚、选官、惠民三大举措,正是孔子德治理念的具体展现。孔子德治思想的酝酿,源自于他对社会危机的高度警觉,源自于他从内心道德自省层面上的深切思考,源自于他对普通民众的切实关怀。相对于神道主义和专制王权的横暴,孔子的德治思想不仅顺应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潮流,也推动了后代政治文明的演进,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基石,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关于人性的深入探讨始于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早期儒者在继承孔子“仁”、“礼”思想的同时,开始向内求索,明心见性,探讨人性的内在本质。《性情论》作者的性情观是以“天—命—性—情—道”的循环发展模式为主要框架。作者一方面阐释了人性的天赋本质和“心之精神”对于“性”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到了“情”的客观意义,强调人情的真诚与永恒,显现出温馨浓情的意味。相比汉宋儒者割裂性情的主张,早期儒者强调“性情不离”,这种性情一体的人性论清新而开放,更具理性人文主义气息。战国时期,史学与诸子之学并行向前且互相联系,将口述史转化成文本、对古史进行重新编撰已是蔚然成风。上博简《成王既邦》篇即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作者通过增添情节,放大人物形象,捕捉古代史影,融合今世观念等方式,对周初历史进行了重新编撰,简文中作者借周公之口畅言“重光其昌”,表达的正是对于理想国的探索与期望。古史的编撰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其目的便是以史为鉴,纠正当下谬误。客观来看,“鉴戒”意识存在着正面与负面两种效应。重新审视“鉴戒”意识的得与失,是正确认识古史观所应注意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