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扒窃型盗窃罪单独入刑已过去近十年,在此期间,仅有2013年的一部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较为简单的规定,明确了扒窃型盗窃罪入罪需具备“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这一空间要素和“随身携带的财物”这一对象要素。明确该要素的认定标准是扒窃型盗窃罪入罪的关键和标准,然而现有司法解释并未进一步明确和统一这些构成要件要素的深层内涵,进而导致理论和实务界对于扒窃罪的入罪标准问题至今均仍产生不少争议。除此以外,扒窃型盗窃罪入罪无特殊数额限定也是立法的一大突破,但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亦无定论,是否应当对扒窃入罪的数额要素进行限制、如何限制以及在极端个案中是否应当出罪、如何出罪成为争论焦点。诚然,司法实务中对某项罪名进行认定是一个法律适用的过程,需要以现有法律为根据,通过对解释论的运用,综合认定相关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认定标准并最终构成刑法中明文规定的罪名。虽然法律并不禁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谦抑性特点以及刑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等均要求司法实务中对同类案件的审判需要具有稳定性、一致性、明确性、合法性和合理性,否则将会损害刑法的公信力。然而,由于扒窃型盗窃罪在立法层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且学界对争议问题也无定论,实践中对其理解和适用更不统一,存在着“同案不同判”和极端案例判决结果存在争议等情况。因此,对于扒窃型盗窃罪,立足于现有法律规定,根据其行为特点、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保护法益等对该罪构成要件进行深层解释,以期尽可能实现对司法认定中的入罪过程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指导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基于此,通过搜集、阅读和比较分析理论界相关学说、实务界相关争议案例,对现今扒窃型盗窃罪在司法认定中的入罪标准问题进行概括和讨论;在扒窃型盗窃罪现有法规的基础上,结合该罪的立法目的、保护法益等,该行为的特征、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等,对该罪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解释和界定,厘清扒窃型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为扒窃型盗窃罪的司法适用提供观点是有必要的:对扒窃型盗窃罪的空间要素“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认定应以是否允许不特定人员进出为基本判断标准,其中既包含绝对不特定的场所,也包含相对不特定的场所;对对象要素“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认定应判断财物是否置于被害人贴身衣物或贴身介质中;在数额要素认定方面,扒窃罪入罪不应有数额限制,但在具体个案中可以适用“但书”不予作出入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