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2014年《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这之后生态环境相关的司法救济也逐渐完善,这也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以行政或司法案件的形式呈现出来。最高院出台的相关意见表明要“落实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1”,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实行最严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决心。纵观我国现有的环境法律制度,针对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损害,《环境保护法》第64条将其中的人身、财产损害引致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八章,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予以救济;但关于环境损害项下针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除第32条笼统规定的修复制度外,并未在环保综合类法律层面予以明确规定并救济,《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考虑过的增加“修复生态环境”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立法方式也未被采纳。但若是着眼于司法解释层面,最高院发布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2》中,明确规定了“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对其作扩大性解释,将生态环境修复当作恢复原状的表现方式之一。但能否简单的将恢复原状与生态环境修复等同起来,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适用保护私益的民事责任的冲突,实践中凸显的适用上的矛盾如何解决,这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本文从恢复原状和生态环境修复的涵义与内容出发,对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在生态环境损害中的适用进行原理性分析,即为何作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之一的恢复原状可适用于与传统民法上的“物”存在极大差异性的“生态环境”上。对该扩大性解释进行原理性分析后,笔者合并采取肯定式概括和否定式列举的方法界定此问题上的适用范围,将其适用范围肯定性概括为,若要在生态环境修复过程中适用恢复原状的责任方式,需满足生态环境损害为民事侵权案由中的生态破坏或污染环境行为导致的,具有可修复性且修复满足环境法中的经济性。在整体概括适用范围后,对无法适用恢复原状责任方式的部分进行一一列举式排除,包括非民事案由角度的刑事和行政案件中的生态环境修复、环境要素角度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可修复性角度的永久性损害和期间损害、生态环境修复中特有的自我恢复和替代性修复,对无法适用恢复原状责任的部分讨论其他责任承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