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使得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作为语言学和比较文学次学科的从属地位,并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近年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日益成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借助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视野,选取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一个特定文本——王尔德的《莎乐美》在中国社会的翻译和接受进行考察。就历史渊源而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和60年代在翻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翻译观,以奈达和纽马克等为代表人物的语言学派研究者试图用语言学理论来构建翻译学学科理论,研究源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种语言学翻译观并不能较好地解决翻译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到了70年代,以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该学派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而对单个文本进行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和文学的多元系统中。该观点已经突破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通常被视为是文化转向的萌芽。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于1990年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摆脱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对源语言的过分关注,而把翻译研究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突出了译本和目标文化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总之,文化视野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和语言层面,而将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五四时期通过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抨击和对科学、民主新文化的追求,为中国的现代性奠定了基础。在“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下,西方的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各种译本从源文选择、译介到接受都与五四时期的历史背景、译者的目的、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息息相关。作为唯美主义和王尔德代表作的《莎乐美》的译介在五四时期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层次探讨了五四时期对《莎乐美》的译介和历史、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研究了五四时期翻译在文化和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其次,本文试图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唯美主义在五四社会的传播和接受,说明唯美主义在五四初期的盛行与其对启蒙精神的呼应紧密相关,以此作为《莎乐美》进入五四译介视野的大背景;第三,本文进一步从《莎乐美》与时代精神的多重契合入手,说明莎乐美这一人物为何在五四时期经过知识分子的改写,获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艺术形象;最后,探讨了《莎乐美》如何成为中国文学系统的一部分,在五四时期戏剧和海派作家的作品中不断得到再现,说明了翻译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力。通过从文化视野对《莎乐美》在五四时期的译介进行研究,本文希望能对中国翻译学界的文化转向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翻译学者对文化转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