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生犀星(1889.08.01～1962.02.26)尽管在日本文坛颇具影响,但却未能进入主流评论家、研究家的视野,而且对其评价也毁誉参半。时至今日,尽管研究成果频出,其文学地位也明显提高,但对其文学世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研究从实证入手,借鉴多种批评理论(包括后现代主义理论),尤其结合心理学理论对其作品作宏观与微观探讨,全面解析其自卑的产生、解消以及“自我实现”和“超越”的历程,借助“气魄”——“自我实现”与“超越”——贯穿其人生历程和多彩的创作,勾描出整体形象,力图将室生文学研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生育、成长环境、粗野的长相以及高小二年的学历导致室生犀星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深受自卑煎熬的少年,唯有通过亲近、沉醉于自然来寻求心灵的安慰,并最终选择借助文学创作达到“炫耀性补偿”和“虚荣补偿”。深受故乡金泽俳风沁润的室生,首先借助俳句创作实现了“安慰性补偿”,同时锻炼了创作能力,涵养了审美意识,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但由于形式短小的俳句并不能满足其日益强烈的摆脱自卑的欲望,室生转向更适宜抒情的自由诗创作,其抒情诗与蔌原朔太郎齐名,为日本口语诗型的确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室生的追求也是自我的不断超越,感到依靠诗歌也不能满足其克服自卑的愿望,于是又转向小说创作。在“初期三部曲”中,他采用压抑自卑、美化自己凄惨过去的方式,创造出一个充满抒情情调、完美无憾的世界,成功实现了“战胜补偿”,并由此奠定了其小说家的地位。但抒情、美化的结果只是一时的自我陶醉,必然导致作家不能直面人生,加之小说技法的不成熟和粗制滥造的影响,室生陷入第一个创作低迷期。该时期除了第一期童话和“史实小说”创作外,由于担心所获得的文坛地位丧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受到破坏,室生的“嫉妒”心理加剧,创作了大量“嫉妒小说”,并在“娼妇爱”心理的驱使下创作了大量描写娼妇生活的“娼妇爱小说”。看似迥异的题材和内容,其实“同种同根”一都是室生摆脱自卑的努力而结下的艺术果实。以第一个低迷期的探索为基础,室生开始直面自卑的根源,通过兼具野性和善良双重性格的“市井鬼”们无所顾忌的活动寻求“攻击补偿”,迈出解消自卑的重要一步。但由于题材的千篇一律导致读者审美疲劳,以及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文艺统治政策的影响,当然更重要的是“过分拘泥于自我”、未能从根本上克服自卑,室生创作陷入漫长的第二个低迷期。但这绝非倒退或者第一个低迷期的简单重复,在以“史实小说”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王朝小说”中,室生综合了生母、养母以及所邂逅的所有女性的优点,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王朝女性传统之美的女性形象;在以自己为原型、描写战争状态下百姓生活的“甚吉小说”以及第二期童话中,通过对微弱生命的爱怜、同情表明自己的“避战”态度。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坚持自己独特的文艺创作,室生不懈地致力于克服自卑,酝酿了第三个高扬时期的创作。摆脱了“感情的纠缠”,实现了“自我实现”,并最终实现了“超越”的室生,成功地将自己迥异常人的人生普遍化、社会化,并借助于经过磨砺而获得的成熟的创作方法,创作出给战后日本人以极大激励的、倾注着自己克服自卑努力的第三个高扬期的作品。可以说,室生文学所表现的是一个通过摆脱自卑并最终实现“自我实现”与“超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