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召回是世界各国普遍实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食品召回带来的危机将对利益相关方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其中其最直接和最即时的是对消费者信任的伤害。相较于汽车、药品和医疗器械等成熟的产品召回制度，我国食品召回尚不成熟，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够丰富。本研究将聚焦我国的重大食品召回问题，以2016年发生的系列酒类召回事件为背景，以模拟的召回情境和召回公告对消费者开展问卷调查以获取数据信息，系统地研究食品召回背景下消费者应对行为意向和厂商信任修复行为的效果。基于上述研究情境，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研究:　　1.研究食品召回情境下消费者信息搜索意向的影响因素　　基于风险信息搜索和处理模型(RISP)研究了食品召回情境下消费者信息搜索意向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因素。运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631份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拥有较多食品安全知识的消费者，将感知到更高的风险水平和更大的知识差距，引发信息需求，产生信息搜索意向。同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自身信任的信息渠道进行搜索，以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准确性并节约搜索成本。此外，消费者拥有的食品安全知识也为其实施信息搜索行为提供了基础知识储备，使其掌握必要的搜索技能，从而提高其搜索的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较高的信息搜索技能的消费者，通常会认为自己能够掌控风险，或者可以在必要或紧急的时候随时启动信息搜索，因此，在危机开始阶段，他们会减少或者推迟信息搜索。　　2.研究食品召回对消费者感知和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　　通过融合保护行为理论(PMT)、启发-系统信息处理模型(HSM)和消费者信任理论，构建研究框架检验消费者在食品召回情景下的消费行为决策。研究结果显示，对食品安全持较低信任水平的消费者，拥有更高的对食品召回危机的风险感知和对采取保护行为的效果感知，较高的风险感知进一步催生了信息的需求和信息搜索，在信息处理时会倾向于使用关联、对比等方法对相关信息进行系统化处理，并最终导致保护行为决策。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的应对效能感知与信息搜索意向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显示当消费者对保护行为效果的评价不高，且对自身实施保护行为的控制能力较低时，他们会进一步搜索和补充信息。仅当消费者认为保护行为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且自身拥有较高的实施能力时，才会减少信息搜索，并直接基于对利益相关方的信任而接受所推荐的行为方式。　　3.研究召回厂商采取的信任修复行为对消费者行为意向的影响　　研究基于PMT模型、HSM模型和信任修复理论构建了假设模型，通过在问卷中提供不同的信任修复行为背景信息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在两种信任修复行为信息情境下，消费者的反应行为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召回厂商的信任修复行为和相关信息披露在危机管理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召回厂商可以通过提供咨询津贴释放精心准备的信息来影响消费者的应对行为决策。在传统的道歉行为的基础上，召回厂商可以通过主动承担超越法定责任的超范围召回（自我制裁行为）来传递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形象，修复消费者信任，降低消费者风险感知和应对感知，最终使消费者减少保护行为，减少召回危机对自身的危害。但是，由于单纯的自我制裁行为信息缺乏对事件的科学解释和技术解决方案，不能满足消费者对信息的需求，因此会引发消费者的信息搜索意图，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值得注意的是，危机发生后提供科学数据信息可能被消费者视为是“自利”和“辩解”的行为，从而导致修复效果不佳。因此，提供此类信息应当注意时机和信息发布方的选择。在危机爆发的初期，不宜选择释放解释性或科普性信息，即使有必要提供，也可通过信任度更高的第三方（行业协会或专家学者等）进行披露，从而降低消费者的疑虑。因此，在合理的时机采用合适的方式是企业应对食品召回危机的有效策略。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首先，研究构建了食品召回情境下消费者信息搜索行为决策的假设模型，拓展了风险信息搜索和处理模型(RISP)在食品安全危机领域的应用，丰富了危机情境下信息搜索行为的研究内容。第二，丰富了信息行为和风险感知领域的研究。通过整合保护动机理论模型(PMT)和启发式-系统式信息处理模型(HSM)，将HSM模型中的信息处理策略纳入到PMT模型的信息流中，构建了一个包含更加完整的信息流的假设模型来解释消费者食品召回情境下保护行为决策。同时，实现了对PMT模型应用的延伸。第三，本研究检验了两种消费者信任修复行为（信息分享行为和自我制裁行为）信息的有效性。研究拓展了消费者信任修复理论，并且对“自我制裁”和“科学数据分享”两种研究较少的修复行为的效果进行检验和对比，丰富了消费者信任修复理论的应用和研究。最后，本研究以真实发生的召回事件和厂商实施的消费者信任修复行为为背景构建研究情境，拓展了已有的实验场景检验，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