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增加投资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有效投资的力度,而扩大有效投资不仅要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也要激发企业层面的投资活力。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股权结构的差异会通过引发不同程度的委托代理等问题使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不同的效应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机构投资者这类特殊股东依靠专业性等条件监督和参与企业治理的动力和能力在增强,对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有着显著影响。当前,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和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对医药制造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应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革,优化治理机制,牢记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特殊性,高效投资,以保证抗击疫情所需的药品供给、技术创新,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两个维度探究医药制造企业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首先,本文对股权结构、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投资效率的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理论分析和行业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而构建模型;在随后的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以2015-2020年A股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理查森预期投资效率模型的残差项衡量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通过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效应。最终得到如下结论:（1）医药制造企业投资过度的问题相比投资不足更突出。（2）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医药制造企业的投资效率,且对于投资过度的影响更为显著。（3）股权的相互制衡能有效缓解医药制造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且这一作用主要归结于股权制衡对投资过度的抑制。（4）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股权结构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有显著调节效应,表现在机构持股既可以缓解因股权集中导致的非效率投资,也可以促进股权制衡对投资效率的提升。在对行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后,本文选取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云南白药作为案例,从个体企业的角度探究其股权结构和投资效率的动态变化,与行业实证规律相结合丰富了研究角度。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分析了本文的不足。本文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为医药制造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合理引入机构投资者、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