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与权利:理论建构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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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权利与人权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人权话语逐渐扩张,人权主体逐渐普遍化,儿童的权利问题逐渐地引起了不同学科的关注和讨论。从人类历史来看,儿童以及儿童权利的发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儿童权利的研究在近现代社会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中国学术界对儿童权利的关注始于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颁布之后。至此,大量涌现出的研究文献表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儿童权利以及儿童问题的重视。然而,由于中国儿童权利研究是在国际社会推动下后发形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一种“舶来品”。大多数研究基于《儿童权利公约》的约定进行描述性研究或者解释性研究,往往将儿童拥有权利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缺乏对儿童权利理论深层次的反思和讨论,缺乏对儿童道德地位的分析和思考,这也导致了在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与政策实践中往往停留在形式化的层面,儿童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相对而言,西方社会对儿童以及儿童权利关注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左右,围绕着儿童权利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观念和流派。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西方理论发展过程中对儿童、权利以及儿童权利相关问题的认识,从道德哲学与权利哲学的角度,对儿童权利基本问题的脉络进行深入解构和分析,把握儿童权利的主体、内容以及边界等基本问题,明确儿童权利理论自身的逻辑、内容和价值基础,以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与政策提供一种基本的理论基础。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论文主要讨论了儿童权利的内涵与性质、儿童权利的正当性、儿童权利的主体内容、儿童权利与父母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亲权对儿童和家庭干预的范围等问题。要理解儿童权利的概念和本质,首先应该明确“儿童”的含义与本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权利观。儿童既是人类生物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以往的儿童研究揭示出,人类历史上对儿童本质的认识并不统一,即使当代不同文化内也会产生诸多差异性。对儿童认识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总体趋势是儿童逐渐摆脱了对家庭、父母的依附和附属地位,获得与成年人相同的道德地位,儿童作为积极行动者的价值也逐渐被认同。在明晰了儿童这一核心概念之后,澄清并把握“权利”的本质和内涵也对理解儿童权利至关重要。利益论、选择论、资格论、要求论等基于不同的理论概念和论证逻辑来认识权利本质,为把握儿童权利提供了基础。由于儿童与成年人所具有的差异性,儿童权利的要素综融了权利的不同面向,即儿童权利不仅是利益、资格,也是要求、选择,任何单一面向下理解儿童权利都会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总的看来,儿童权利从最初关注困境中的儿童发展到关注所有儿童、从最初关注儿童生活境遇的改善发展到关注儿童自身的自主和自决,儿童权利理论在历史流变中的发展轨迹揭示出人类对自身的反思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尽管面临着诸多批判和反驳,儿童权利话语的价值和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解答了“什么是儿童权利”这一问题,但是“儿童为什么拥有权利”呢?儿童权利话语是否具有正当性?反对者认为权利话语并不适合儿童,即使认同儿童权利的一些学者,也会认为儿童本身并不能成为权利主体,而应由其父母或者其他成年监护者来代为行使。西方权利哲学的传统将“人”限定为理性的成年人,将权利与行使权利的能力相联系,因而将儿童排除在外,因而,基于“儿童是人,所以拥有人权”的人权论证逻辑易受攻击。儿童权利理论者利用主体能力的权利建构范式,或者是从儿童缺乏能力的现实出发、或者基于儿童具备能力的科学研究出发来论证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正当性,虽然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和理论支持,但是将权利与能力连接起来的范式本身并不利于儿童权利(尤其是自主性权利)的主张。随着西方哲学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儿童权利论证的范式也开始强调通过主体间关系来为儿童权利提供正当性,儿童权利成为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一种协商、沟通与承认。然而这种论证范式也使得儿童受制于成年社会,因为儿童协商能力的不成熟使得儿童权利成为成年人主导下的产物。本研究提出了以需要为基础的儿童权利分析框架,借助生态系统理论对儿童发展的描述,将主体能力范式与主体间关系范式整合,又回归到儿童的需要和人的本性,为儿童权利提供正当性。既然儿童拥有权利,那么儿童拥有哪些基本权利呢?从儿童的需要出发,儿童生存权和自由权成为儿童最为核心的权利,这两类核心权利又可以结合《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其他人权文件具体化为不同的权利类型。虽然无法穷尽儿童所有的权利类型,但是这一基于哲学和法学的讨论将为儿童权利的操作化和具体化提供一个指导。由于儿童具体权利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价值基础,儿童权利之间会发生冲突,坚持“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将儿童的利益和发展放到首位,便能有效地协调和解决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儿童权利也面临着外部的挑战和冲突,最首要的来自于父母权利。传统上通常将家庭内部事务交给父母来裁定和处置,因而,儿童权利话语的产生使一些人担忧传统的父母权利受到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权利也经历了由家长本位、父本位以及儿童本位的历史演变过程。父母权利与儿童权利之间既有一致性,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父母权利的滥用与缺失、父母权利的过度干预等都会对儿童生活造成影响,阻碍儿童权利的实现。实际上,儿童权利与父母权利并非完全对立的,二者能够结合起来共同应对社会的不公,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应该对父母权利进行一些限制乃至剥夺。儿童权利话语也挑战了传统上对国家和家庭关系的认识。家庭与国家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态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对家庭的干预强度与广度并不一致。针对国家是否应该干预家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家庭,不同理论流派的看法不一,或者主张自由主义下的家庭自治,或者主张国家干预家庭。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变已经使得国家干预成为家庭和儿童利益的重要保护,但是这种国家干预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因而本研究也讨论了国家亲权理论下,国家对家庭干预的原则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通过对以上问题的阐述,本研究将补充和完善权利理论研究,对一些已有的研究主题,如义务、责任等提供启示,进一步深化中国儿童权利理论研究,澄清由于文化和价值冲突所导致的对儿童权利一些基本问题的模糊、混乱认识。虽然本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儿童权利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但是本研究最终将为中国儿童保护制度与政策提供基础。事实上,如果脱离了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简单地将西方儿童权利保护制度进行移植或者复制,很难使儿童权利保护制度发挥其有效性。这一切的研究目的实际上都服务于一个最终的目标,即实现儿童的自由和自我价值。本研究期望通过这一学术性的探讨,来唤起社会各方对儿童问题的关注和审视,以进一步对儿童的地位、儿童的自由、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目的等问题进行反思,从而为儿童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就目前中国学术界对儿童权利研究的现状而言,本论文有如下几方面的创新。第一,目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儿童权利的经验研究或行动研究,从权利哲学、道德哲学的理论脉络下梳理不同理论和学者对儿童、儿童权利问题的相关认识和讨论是目前较新的一种尝试;第二,目前大多数研究将儿童拥有权利视为不证自明的,本论文深入讨论了不同论证范式对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论证,为儿童权利理论建构提供一个基础;第三,在考察儿童权利问题时,不仅关注对儿童与权利问题的分析和理解,而且强调围绕儿童权利所产生的不同权力关系进行分析,例如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家庭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等,这一视角有助于补充目前对儿童权利的研究。总之,较之目前学术界中主要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政策、程序等研究,本论文试图从儿童权利背后的理论逻辑、主导价值、所涉及的主体关系等角度出发来关注儿童与权利问题。但是,本文的不足也很明显。首先,由于作者跨专业所导致的理论视角和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在梳理西方权利哲学和道德哲学有关儿童权利的相关理论和认识时,难免有所遗漏或者偏差,影响了相关内容的完备性;其次,由于所涉及的内容较多,使分析的深度受到影响,使得一些章节的理论性较为薄弱,比如第三章;再次,对儿童权利背后的价值、伦理等问题分析的不够深入。这些将是未来努力进行突破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当然,围绕儿童权利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问题,例如儿童权利保护的原则、法律框架、政策与制度设计以及具体的儿童服务技能、价值等等,本论文并没有深入到这些具体问题当中进行讨论和分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对保护和增进儿童权利也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同样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些问题也为本论文开放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吸引着作者对儿童权利保持着持续的研究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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