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伴随依法治国进程产生的重大命题。2005年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弘扬法治精神”。随后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弘扬法治精神的目标要求,即“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至此,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已逐渐成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任务。完成好这一任务,关键在于探索建构一套行之有效、持之以恒的建设机制,使法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行为规范,确保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同步实现。那么,这一机制的内在构成是什么?影响和制约机制建设的因素有哪些?建设的重点难点切入点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文献分析、定性分析、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厘清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及其相关基本概念的学理内涵,梳理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及法治精神的发展历程,从整体上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的过程机理进行系统把握,并从我国的传统文化遗留、现实的法治自觉阻力和西方法治思想的渗透影响等方面,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有碍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建构的各类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的理论架构和基本策略。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六章、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重在解决“倡导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的逻辑依据是什么”问题,包括概念辨析、历史梳理及实质探析三个方面。在厘定法治精神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简要梳理建国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历史脉络,指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是在继承我国法治建设成果基础上提出的更深层更根本的法治中国建设要求。然后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实质上是个涉及全体国民的生成性过程,内在遵循主体同构、过程叠加、真善合一、知行融通的基本逻辑,需要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育机制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二章,重在辨析影响和制约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建立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历史维度,重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礼法合治”、“法自君出”以及“执法原情”等法治传统与现代法治观具有内在的理念冲突,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建立的思想性障碍。现实维度,重在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入手探讨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法治精神培育阻力。国内方面主要探讨了公民法治意识淡薄问题、司法公信力问题;国外方面主要探讨了中国立场与西方取向的博弈问题以及西方文化产品的涌入和负面影响问题。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主要从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做出基础性分析,尝试提出这一机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思路。指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机制建设必须遵循秩序维护与教化育人相结合、行为规范与精神塑造相结合、知识传输与价值导向相结合、氛围营造与个别引导相结合的总体思路,找准建构的重点、难点及切入点。第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内容,主要是从实践层面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长效机制建设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建立“权责清晰,角色准确”的主体定位机制,建立“理论创新,知行合一”的实施机制,建立“制度管理,规范运作”的保障机制。具体来说,首先着重分析了“决策-导向”、“阐释-深化”、“传播-普及”三类主体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过程中的角色与责任定位;然后从思想导向、利益驱动、传播认同等维度探讨分析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实施机制;最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的政策、人才与财政保障机制,旨在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有效性和常态化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