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依据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学研究本身来确定他对于自然法的真实态度。为此,本文首先考察了克朗曼、施特劳斯以及哈贝马斯三位学者分别依循不同的进路对韦伯法律思想的解读与批判,探讨了他们是如何将韦伯的法律观念界定为一种“实证主义法律观”的。然后,本文着重阐明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社会学思想本身实际上已经有效地回应了上述三位学者的批判,因此韦伯本人并没有主张所谓的实证主义法律观。接下来,本文详细分析了韦伯上述回应据以成立的三个主要的理论支点,此即他对于西方世界理性化进程之特质的具体界定,他的独特的“理念型”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对于学术研究与社会行动的严格区分。此外,本文也分别阐述了这三个理论支点对韦伯的法律观念的具体影响。最后,本文还分别从形式理性的自然法对于西方法律之体系化的重大贡献,以及实质理性的自然法对于法制型支配之正当性的证成这两个方面阐述了韦伯对于自然法的真实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