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多从自身研发视角切入，本文则立足协同研发，基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引致创新”的特征事实，将企业的融资行为和产品出口纳入到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Hadlock和Pierce（2010）提出的融资约束度SA指数测量法以及构建符合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工具变量，运用 Heckman两阶段分析法和工具变量法组合使用的多重模型识别策略，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出口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强融资约束企业的出口行为对自身研发和协同研发均具有“促进效应”；弱融资约束企业的出口行为则对自身研发产生“俘获效应”，而对协同研发产生“促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稳健性检验方面，当去除加工贸易企业后，本文发现：就一般贸易出口企业而言，强融资约束企业的自身研发“促进效应”得到加强，弱融资约束企业的自身研发“俘获效应”得到减弱，但企业协同研发效应变化不大。这说明，一方面，无论面临何种程度的融资约束，当企业以一般贸易这一较为公平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时，出口对企业自身研发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确实影响到了中国本土企业自身研发能力的提升，但这类企业可以通过协同研发的方式摆脱全球价值链“锁定”，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上述发现验证了全球价值链下协同创新的重要性，为转型背景下中国本土企业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因此，政策层面应加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困境，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励企业提升自身研发和协同研发投入；加大企业创新扶持力度，强化企业创新内生动力；鼓励出口企业转型升级，提高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技术含金量，努力实现由原来依靠低成本、低创新的“量”的积累向以高附加值、高技术的“质”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实现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加强企业间知识交流和资源共享，加大协同研发投入，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尝试建立以发展中国家企业为基础的新的全球价值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