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监察法》及监察制度基本理论,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对监察调查的法律定性区别于原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相应地,二者在制度设计与功能取向上就存在显著差异:监察调查首重坚持和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政治机关的纪律要求是旗帜鲜明地“讲政治”,现代刑事司法则建立在“罪行法定”、“程序正义”和“证据裁判”三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为确保职务犯罪领域内的刑事法制融贯统一,保障和推进司法理性和司法文明,应当特别注意解决监察调查所获证据与刑事诉讼程序在具体实践规则上有效衔接的问题,其核心是监察调查取得的证据必须经受刑事司法程序与刑事证据法原理与规则的严格审查和检验。基于前述认识,结合监察实践情况,监察调查在案件管辖、监察证据、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调查、从宽处罚建议等方面均存在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问题。证据作为衔接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媒介,是实现法法衔接的重要载体,也是监察案件顺利进入司法程序的保障。但不能忽视的是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使用存在一些突出现实问题,包括: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发的“调查中心主义”隐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对“正当程序”的侵蚀,监察调查程序封闭性强化导致的律师介入监察调查渠道不畅,还有监察证据规则规定的粗疏、退回补充调查机制的性质模糊等问题。围绕上述问题,在归纳分析监察调查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刑事诉讼基本原理、证据法原理和规则、程序法则、经验法则,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在总体思路上,明确刑事证据规则对监察证据规则的统领,对证据审核予以分层考虑,推进庭审质证的实质化;在具体制度上,细化优化证据规则,包括:将监察调查取得的证据种类与《刑事诉讼法》对接,明确证明标准的递进性,强化以客观证据为中心的监察证据理念;在细化证据规则的基础上规范取证行为,重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拓宽检察机关审查期限,保障律师在特定限度内介入监察调查;最后,应尤其注重规范和保障质证法律行为。